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反共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並顯出其階段性。這種變化反映了美國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對於社會主義製度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認識、鬥爭、再認識的過程，但更本質地反映了美國當權者以反共主義為武器，爭取世界領導地位進而稱霸全球的過程。這中間不僅有嚴酷的鬥爭，也有理智的妥協與有限的合作。鬥爭中包含著妥協的因素，妥協中隱藏著尖銳的鬥爭。但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樣，是有規律可循的。正確把握這種規律，對於正確執行社會主義外交路線，保證社會主義製度在與資本主義製度和平共處、交往和鬥爭中健康成長，對於發展世界進步與和平事業，都是大有裨益的。
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反共主義大體經曆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十月革命勝利到1933年羅斯福政府承認蘇聯之前。
這一階段，突出表現為美國反共主義的瘋狂性和過低估計共產主義生命力的狂妄性。
一方麵，蘇俄新政權的誕生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使美國的製度、意識形態、對外擴張的思想武器——“天定命運”與“天然優越”的神話一並受到了挑戰。它恐懼、仇恨，達到了瘋狂的程度。美國曆史學家F.杜勒斯指出，美國“在共產主義製度麵前發抖”[131]。另一方麵，它似乎又顯得十分自信。威爾遜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道義的旗手，1918年1月拋出“世界和平綱領”十四點，以抵消蘇俄“和平法令”對世界的影響；它堅持長達16年的拒不承認蘇聯的政策，是世界上最晚承認蘇聯的資本主義大國。盡管蘇維埃俄國以及列寧本人多次表達與美國恢複與發展正常貿易關係的願望，強調蘇俄“決定與一切國家特別是美國達成協議”[132]，美國卻根本不予理睬。在這時，反共主義的瘋狂性與不可一世的狂妄性被不加掩飾地結合在一起。在他們看來，蘇俄的隕落是指日可待的。美國的這種態度自然與它長期陶醉於“天然優越”的神話有關，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其經濟力量大大膨脹及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繁榮有關。相比之下，蘇聯由於經曆了4年大戰、3年反對外國武裝幹涉，經濟慘遭破壞，1920—1921年，又發生了使3300萬人麵臨饑餓死亡的大災荒。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自覺財大氣粗，以為沒有美國資本的援助，蘇維埃國家終將垮台。這也是20世紀20年代美國對蘇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和拒絕承認蘇聯的基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