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一部美國外交史，對外擴張是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從建國初到1898年美西戰爭前是大陸擴張，從1898年到1945年是海外擴張，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更發展為全球擴張。“一部美國史，充滿著擴張主義這一永不改變的特色。”[109]資產階級要向外擴張，“總是要尋找一種虔信不疑的理由，來為自己的行動做辯護”[110]。這種辯護武器，隨著形勢的變化，時代的變遷，也在不斷地變換著。十月革命後美國外交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原有思想武庫當中加上了一件新武器——反共主義。它是如此長久、如此一貫地被廣泛運用於現代美國對外政策之中，以致《美利堅帝國》一書的作者、法國人克勞迪·朱裏安得出結論說，宣傳“神意”和高唱“救世主義”，“絕對談不上是美利堅帝國的特色。美利堅帝國的特色在於，它是針對共產主義而展開一切活動的”[111]。
為什麽反共主義會成為現代美國對外政策中意識形態的特點呢？這要追蹤到美國的曆史。美國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又是“一個宗教盛行的國家”[112]。於是資產階級便從宗教教義中為擴張搜尋根據。早在美國開國之初，它們就把神學作為對外政策的重要武器和依據。“天定命運”論應運而生。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我時常想，美國的開國，是一種神意，為的是要使今天陷於奴隸狀態的人類，經過啟蒙，解放出來。”“天定命運”論到19世紀中葉更為盛行。當時的民主黨人、愛爾蘭裔美國人約翰·奧沙利文於1839年寫道：“長遠無限的未來將是偉大的世紀。在它的時間和空間宏大的領域裏，這個多民族的國家注定了要顯示出天命原則的美德，它將以半球做地板，以星空為屋頂。”及至19世紀末美國開始進入帝國主義時代，新的“天定命運”論又以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的麵貌出現。[113]當時的參議員貝維裏治露骨地說，“在所有的人類種族中，上帝選中了美國人，作為世界再生的最後領導人”。[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