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美國參議院《意識形態與外交事務》報告談起
在決定和影響一個國家政府對外政策的諸因素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宗教文化的、傳統的、經驗的、公眾情緒、意識形態等，及國際政治、經濟各種因素之中，經濟的動因無疑是最基本的因素，但意識形態因素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美國自開國以來就一向重視這點，而且到了現代有越來越重視的趨勢。1958年，麵對戰後整個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美國參議院決定“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一次充分而全麵的研究”。國家不惜撥出巨款，分別委托美國的一些重要研究機構進行研究並提出報告。其中一份題名為《意識形態與外交事務》（Ideology and Foreign Affairs）的報告，是特請美國著名的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提出的。報告強調，工業時代“擴大了政治理想的作用。政治理想能動員群眾來支持國家在國外所進行的事業。因此，意識形態在國際關係中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因素”[105]。報告認為，在決定當今世界形勢的各種因素之中，“最強大而且最普遍的力量之一是，意識形態和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各種運動所發生的影響。在過去的50年中，這方麵的影響一直是改變世界的一個主要因素”[106]。
從1958年往前推50年，也就是20世紀初，世界曆史轉入現代之時，顯然，美國特別看重意識形態在現代世界和現代美國的作用，而這種作用乃在於“能推動群眾來支持國家在國外所進行的事業”，即美國在海外與全球擴張的事業。報告“集中注意博得當代最大的忠誠的政治意識形態：立憲民主、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107]，討論了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內容和感召力，而把這三種勢力的錯綜複雜和變化無常的關係“作為本報告的主題”[108]。說到底，就是要用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立憲民主製”去最終戰勝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