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美國從來重視對外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十月革命後，其意識形態的顯著特點則是反共主義。這種反共主義植根於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曆史淵源與意識形態，但根本上是反映了統治當局的經濟利益和全球擴張戰略的需要。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對外政策高度意識形態化，有時甚至表現為意識形態與統治階級眼前的經濟利益“脫節”，這種“不協調”隻是說明美國的全部活動首先服務於其全球霸權的利益，這是美國資產階級長遠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然而，這種“不協調”或遲或早會被事實的邏輯加以糾正。一旦美國當局感到這種把意識形態提到登峰造極的做法已危及統治者根本利益時，統治者不得不重新審查並調整其對外政策，使之回到較為現實的態度上。
第三，現實主義態度之於對外政策較之頑固堅持遏製政策是可取的。曆史證明，盡管社會製度不同，如果美國顧及現實利害而不過分強調意識形態，這有利於有關國家和平共處和世界和平。但現實主義態度也不過是對利益權衡的結果。隻要美國不放棄全球霸權主義，也就不會徹底放棄對外政策中的反共意識形態，不會放棄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策略。
（原載《世界曆史》，1988年第6期）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頁。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22頁。
[4] 艾倫·凱勒：《殖民地的美國》，105頁。
[5] 奧斯卡·漢德林：《美國人》（The Americans），12頁，波士頓，1963。
[6] 菲力普·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22頁，紐約，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