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重德輕才
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人大多數是重德輕才的。作為中國文化基礎的儒學最有代表性。因此，我們就先從儒家講起。
孔子講：“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智、仁、勇，後人稱為三達德，是並列的，沒有輕重之分。孟子說人性有四個善端：仁、義、禮、智，也是並列的。但在德才進行比較時，孔、孟卻都是重德輕才的。例如，孔子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即使有周公那樣的才華，如果既驕傲又吝嗇，那也不足觀。季氏已經很富裕了，冉求還幫他聚斂財富，孔子很氣憤地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冉求是孔子的學生，很有能力，由於幫助季氏搜括民脂，聚斂財富，孔子不承認他作學生，並鼓動其他學生聲討冉求。這也說明孔子是重德的。孟子認為如果不能引導國君走正道（人才），隻是用自己的本事為國君效力（人材），那就是“富桀”、“輔桀”，或者叫“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這種有能力的官員，不是“良臣”，而是“民賊”（《孟子·告子下》）。後人所謂“從道不從君”，要服從治國之道即原則，不能隻服從國君個人的欲望或意願。魯國要讓樂正子管理政務，孟子高興得睡不著覺，不是因為他能力強，學問多，而是由於他“好善”（同上）。因為有了“好善”這個特長，就會大量引進善人，有很多善人當政，什麽事情都可以辦好。因此，“好善”這個道德，在當權者那裏就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全局的品德。這也是重德的突出表現。
法家不講求仁義道德，隻要民眾服從命令，遵守法令，一切是非都以法令為標準，“一斷於法”。秦政府按軍功封爵，顯然是重才輕德的。漢代以後，認為秦朝很快滅亡是由於不施仁義，不講道德。因此，漢代思想家都是重德輕才的。董仲舒雖說“必仁且智”，因為“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隻有愛心，缺乏智慧，不知道應該愛哪些人，也不知道如何去愛。有智慧卻沒有愛心的人，雖然知道哪些人是好人，應該愛，也知道應該如何去愛，卻不肯去實行，因為他認為這麽做雖然是對的，對自己卻沒有什麽好處，也許還有危險。沒有愛心和智慧，隻有才能的人，那隻會強化他的惡性，增加他對社會的危害。從這裏可以知道董仲舒是重德的。他還用天人感應說來給漢武帝講應該效法天道，德治為主，刑罰為輔。刑罰最好設而不用。其他人如翼奉說：“人誠向正，雖愚為用；若乃懷邪，知益為害。”（《漢書·翼奉傳》）誠實正派的人，智力差一點，還可以用；心術不正的人，雖然有智力，也隻能增加他的罪惡。“巧偽不如拙誠”，成為當時人的普遍觀念。翟方進也說：“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漢書·翟方進傳》）北宋司馬光認為德與才的關係，就像掌舵與劃槳的關係，也像射箭的方向（準）與力量（遠）的關係。他按德才的有無多少，將人才分為四類：才德兼備，謂之聖人；才德俱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這四類人，最理想的是才德兼備的聖人。其次自然是“德勝才”的君子。如果沒有聖人和君子，那麽，選小人還是選愚人呢？司馬光主張，寧選愚人，不用小人。為什麽呢？他認為君子用才能做好事，小人用才能幹壞事。愚人想幹壞事，還沒有這種能力，剛一動手，就被人發現；小人有能力幹壞事，還不容易被發現。司馬光的說法借助於《資治通鑒》，得以廣泛流傳，影響久遠。重德輕才的說法，逐漸演變成貶才的觀念，似乎誰有才能，誰就是無德，於是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後來，這種說法擴大為“男子無才便是德”。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發展到這樣的程度：誰學習好，業務精，就是走白專道路。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誰學習好，得到老師表揚，誰就是資產階級培養的修正主義的“黑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