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問題是中國古人經常討論的關係問題，與義利關係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尚書·說命中》就有“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的說法，春秋時代也有類似說法：“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左傳》昭公十年載子皮對子羽說的話）不是知之太困難，而是知而後實行，那才難上加難。在科學研究方麵，知難行易。創造電視電腦，是全人類共同努力的結果，可以說是千難萬難。但是，使用就非常容易了，三五歲小孩都會開機操作，選節目，定音量。但在倫理方麵，就不一樣了，許多道理大家都懂得，到實行的時候，就不能完全做到做好。例如講孝敬父母，報答養育之恩，道理很明白，一般人都懂，但是，許多人做不到做不好。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宋以前雖然也討論知行的關係問題，但都不夠充分。宋明時代討論很多，主要討論知行的先後、難易、輕重等問題。
1.知行先後之爭
北宋程頤提出知先行後說。他認為：“須是知了方行得。”以走路來說，先知道路，才能走。“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1]不知道路，雖然想走，往哪兒走呀？“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同上）朱熹也用走路比喻知行，“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義理不明，如何踐履？”義理不明，就像眼睛看不見那樣，踐履就像走路。不知而行，就像盲人行走。陸九淵與朱熹在治學的路數方麵有分歧，而在知行的先後問題上則完全一致，都認為知先行後。陸九淵說：“知之在先，行之在後。”又說：“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2]
從總的認識史來看，認識來源於實踐。同時認識又要回到實踐中去受檢驗，再認識。按毛澤東《實踐論》的說法，認識過程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無窮往複前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