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化的內容從根本上說是觀點的表達。
——羅伯特·布蘭頓，《說清楚》（Making it explicit）
通過對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大普查，梅納德·史密斯和賽茲莫利（Maynard-Smith & Szathmary，1995）指出，生物體複雜的進化過程有八個最重大的轉變，如染色體的出現、多細胞有機體的出現，以及有性繁殖的出現等。奇妙的是，每一次轉變都包含兩個最根本的過程：第一是每次都出現了某種相互依賴的新的合作方式：“在轉變之前，個體能夠獨立複製自身；在轉變之後，個體隻有作為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才可以複製自身。”（p.6）第二是每次與新的合作形式同時出現的是一種新的交流形式，正因為產生了新的交流形式——“信息交換方式的改變”（p.6），新的合作形式才成為可能。
這樣看來，最近一次重大轉變是與言語交流有關的人類合作性社會（文化）的出現。本章的最終目標是說明這個新出現的轉變，尤其是它產生的新的思維形式。不過我們不能直接從競爭性的類人猿社會一步跨到合作性的人類文明。有數千種人類文明，每一種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習俗化、標準化、製度化的文化和交流方式。但是任何東西都可以被習俗化、標準化或製度化；過程和內容完全無關。要想發展出這種以合作為基礎組織起來的人類文明，所有人類群體之中必須存在某種東西——對於這些群體層麵的文化創造過程來說是一種原始材料——即大量各種各樣的合作性社會互動，這是一類其他類人猿並不具備的社會互動。這裏的假設是，類人猿代表了人類與其他靈長類最近的共同祖先，因此，在我們的自然曆史中，需要一個中間步驟。我們需要一些早期還沒有生活在一種文明之中、沒有使用約定俗成的語言的人類，不過，不管怎麽說，他們比那個最近的共同祖先要更加有合作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