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理智的產生離不開合作。
——皮亞傑，《社會學研究》（Sociological Studies）
“思維”活動是個體獨自的狂歡嗎？對於很多動物來說，答案是肯定的。但對於人類來說，思維過程不僅僅牽涉到個體自身，反而更像是一個爵士演奏者的即興表演：他使用的樂器由他人製造，表演曲目的編排有前人留下的固定套路，能夠登上舞台也經過了其他演奏者的反複指導。所以說，他的表演不僅僅是自己的表演，更是融入了周圍他人“存在”的表演。我們的思維活動亦是如此，它的發生往往嵌套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而非與世隔絕的空中樓閣式思維。
那麽人類這種獨特的社會浸入式思維是如何產生，又是怎麽工作的呢？有研究者指出，人類文化及相應的人工產物在其間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黑格爾（1807）認為，人類特定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會實踐、製度、意識形態等因素塑造了個體思維的基本框架（Collingwood，1946）；皮爾斯（Peirce，1931—1935）則更進一步指出，諸如數學、邏輯等幾乎所有人類比較複雜的思維形式的產生，背後都浮現著人造符號的身影（數字、邏輯規則）。此外，維果茨基（1978）則強調，人類兒童的成長過程往往亦是被所處文化中的工具、符號等一係列人造物所浸染的過程，這些文化產物，尤其是語言符號，往往在兒童來到這個世界之初就為他們確定了這個世界的組織形式，兒童成長過程中要做的就是內化這些符號的使用，進而通過類似“內部對話”（人類思維框架原型）的形式了解和建構這個世界（Bakhtin，1981）。
另有一派研究者則認為，對文化和語言產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社會協調過程，在人類思維發展中起首要作用。米德（Mead，1934）指出，在人類互動過程中，我們往往可以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並依據這種思考調整自己的想法或行為。皮亞傑（1928）則主張，這種角色采擇和觀點采擇能力，連同個體的合作傾向，不僅使人類文化和語言的產生成為可能，亦使個體對群體規範的遵從性思維發展成為可能。實際上，經過漫長的社會實踐和經驗判斷過程，人類會形成一套關於語言習俗和文化規則使用的模板，隻有那些符合模板的使用才不會顯得另類，進而產生人際價值，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5）則具體闡述了其中幾種不同的適宜使用的方式。對於上述研究者，我們可以把他們稱為“社會基底理論家”（social infrastructure theorist），因為他們都認為，語言和文化不是人類與外界產生超社會性（ultrasocial）認知聯結的充分條件，僅僅是對後者的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