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同《人類認知的文化起源》（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同屬一個係列，或者說可以稱為它的前篇，但相比後者，本書的重點稍許不同。《人類認知的文化起源》著重探討什麽導致了人類認知的獨特性。答案是文化。由於在各種文化產物和實踐（包括一種常規語言，當然還有掌握它們所必需的文化學習技能）的包繞下成長成熟，人類個體發展出獨特而強大的認知技能。個體不斷地內化他們所麵臨的文化產物和實踐，而這些逐漸積累的內化內容則成了人類與世界認知互動的中介。
雖然本書討論的內容同《人類認知的文化起源》亦存在一定的重疊，如都探討什麽導致了人類思維的獨特性，同時對此問題的回答也都強調人類合作性這一重要基礎，然而，期間存在的細微差別卻讓本書成了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人類認知的文化起源》受製於類人猿同人類比較研究提供數據的有限性，所以顯得很“狹隘”。例如，當時我們認為“隻有人類才能把同類個體當作具有獨特意圖的他人進行理解，進而使得人類文化的出現成為可能。”現在看來，此類觀點太過簡單。類人猿似乎並不像我們先前認為的那樣不能把其他個體當作具有意圖的有機體來看待。然而，即便如此，它們仍不能發展出像人類一樣的文化或認知。基於本書報告的一些研究結果，我們認為，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似乎在於，人類不僅可以把他人當作一個具有自身意圖的個體，更能在共享意圖參與的行為中同他人保持協調，這可以從合作性問題解決到複雜文化製度等一係列事物中體現出來。所以，相比把文化看作一個傳遞的過程，本書更著眼於把其看作一個社會協調的過程，我們認為，現代人類文化的產生之所以成為可能，主要受益於人類早期合作狩獵等簡單任務完成過程中所需要的相互協調這一演化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