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類社會性的演化，存在很多不同理論，但在他們之間存在著一個共識：合作性逐漸增強這一大方向（至少直到1萬年前農業、城市和層級社會崛起之前的這段時間裏）。同其他類人猿不同，早期人類開始通過伴侶配對（pair bonding）的方式**（mating），進一步使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變為新的合作社會單位（Chapais，2008）。與之相關，相比其他類人猿，人類開始多方麵在合作撫育，其中母親以外的成人也開始照顧小孩子（Hrdy，2009）。這種新形式的撫育——祖母和其他女性同兒童留在家裏，最健康的女性外出覓食並帶回食物分享——可能是合作覓食的先導，也可能與其協同發生，而這進一步使家庭網絡融入新的合作單元（Hawkes，2003）。同時隨著現代人類的崛起，當他們在文化群體選擇中同其他人類群體爭奪有價值的資源時，包括可能由互不相識的個體組成的部落和宗族在內的整個文化群體變成了合作單元（Richerson & Boyd，2006）。
這種合作的趨勢同人類日益增強的認知能力如何相互影響很少被探究，甚至思考。其中存在兩個主要的例外，第一個是社會腦假設，作為支持該假設的證據，鄧巴（Dunbar，1998）在靈長類之中證明了腦的大小（可能反映了認知複雜性）同群體規模（可能反映了社會複雜性）之間的正向相關關係。現代人類是一種極端案例：人類大腦的大小和群體規模都比他們的近親類人猿大好多倍。高利特等人（Gowlett et al.，2012）嚐試在人類演化史當中追蹤這種關係，發現在大約40萬年前的海德堡人中，大腦的大小和群體規模都發生了巨大的跳躍，而這當然也是我們假設的借助聯合意圖性，人類思維演化的第一步發生的精確時間。然而，群體規模僅僅是社會複雜性的一個粗略指標，所以就上述相關關係中涉及的實際過程，社會腦假設僅僅給了我們一個大體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