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社會生活會經過習俗化成為集體文化實踐、規範和製度，現代人類也會約定俗成一些自然手勢，使之成為集體性語言習俗。早期人類自發性的自然手勢，對於他們協調眾多合作活動是很重要的，但是約定俗成的手勢和發音，也就是那些隻有成長在我們文化群體中的個體才熟知的手勢和發音，使得與群體中的成員交流和社會協作更能脫離情境，形式也更靈活，即使是與那些我們從未互動過的人交流協作也是如此。
樸素地看言語交流的本質，個體會假定使用語言時不需要考慮交流協作的意圖，也就是說，我用語言表達了我的意圖，而你需要解碼這一意圖，就像是電報使用莫爾斯密碼運作一樣。但事實上，這並不是言語交流發揮作用的方法（Sperber & Wilson，1996）。例如，平常說話用的大部分詞都是代詞（他、她、它），指示詞（這裏、現在）或者專有名詞（John、Mary），這些詞的參照對象並不是什麽密碼書，而是很多非言語的共同概念基礎。而且，我們日常的談話中有很多看似不連貫的對話。比如，我說，“今晚想去看電影嗎？”你說，“我明早有個測驗”。如果我要理解這個回答代表著“不去”，那麽我必須有這樣一個背景知識：測驗是需要事先準備複習的，一個人是不能同時學習和看電影的。這個背景知識使得我意識到，你今晚是不會和我去看電影的。
所以，言語交流中最基礎的思考過程，同第三章所探討的指示和手勢語是一樣的。在信息性的言語交流中，我想要告訴你一些事情，所以我會把你的注意或者想象力引導到某一情境中（我的引導行為），希望你可以明白我想要你知道的事情（我的交流意圖）。然後，基於我們兩個的共同知識基礎（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文化的），你會考慮到我想要你注意到的情境，來假定我的交流意圖可能是什麽。因而，我可能會走進你的辦公室，說：“今年夏天，萊比錫市會有一個為期兩個月的網球夏令營。”你可以很好地理解我的這一指示性行為，但是你並不知道我為什麽要告訴你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突然想起來，我們上個星期一起探討過你的孩子假期可以做什麽，你就會理解我為什麽告訴你這件事情了。如果我能預計到這一過程，那麽為了成為一個有效的交流者，我需要提前模擬你可能的推理，並根據我的交流目的來製定自己的指示**流，就像是指示和手勢語那樣。例如，我預計到如果我隻說“網球夏令營”，而不提“今年夏天”，她可能會認為我是為了她而不是她的孩子而告訴她網球夏令營的事情，也就是說，我會考慮到她會如何考慮我的交流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