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鯨類到卷尾猴，很多動物物種都有一種或多種形式的社會傳遞，這些傳遞需要某種形式的社會學習。而最具有文化性的非人動物當屬類人猿無疑，尤其是黑猩猩和猩猩。野外的觀察發現，這兩個物種有相當大量的種群特定行為，這些行為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而且這些行為都涉及社會學習（Whiten et al.，1999；van Schaik et al.，2003）。實驗研究也證實了，這兩個物種具有一些社會學習技能，如學習使用一種新異的工具，並且在之後的野外生活中可以代際傳遞下去（Whiten，2002）。
但是，類人猿的這種文化並不是人類的文化。托馬塞洛（Tomasello，2011）認為，類人猿的文化以“掠奪”（exploitive）為主要特點，即個體學習他人時，被學習者可能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被觀察。而現代人類文化則相反：它是以合作為基礎，成人會主動地、利他性地教導兒童，兒童則主動地遵從成人，這是一種適合文化群體合作的方式。這種文化的合作形式，可能正是由早期人類高度合作的生活方式而產生的，同時也正是因此，類人猿的社會學習才會轉變成真正的文化學習。教導正是借鑒了合作交流的基本結構，即我們會告訴他人一些事情以幫助他們，而一致性則是因為希望與群體的規範期望保持一致的模仿。現代人類並不是從頭做起的，而是起源於早期人類的合作。人類文化是早期人類合作的放大。
群體認同
早期人類小範圍的合作覓食是一種暫時穩定的適應性策略。根據托馬塞洛等人（Tomasello et al.，2012）的假設，其最終會因為兩個本質上的人口因素而失去平衡。
第一個因素是與他人的競爭。這就意味著，這些組織鬆散的合作者必須形成一個適當的社會群體，以保護他們的生活免於侵略者的入侵。早期人類的這種鬆散的社會群體，在壓力之下，會轉化成為一個凝聚的合作群體，這個群體有共同的目標——群體的存活（群體中的每個成員都需要與其他人合作來進行覓食和戰鬥），同時為了這個共同目標，群體內會進行勞動分工。就早期人類的小範圍合作來說，這意味著群體成員是有動機來幫助他人的，因為他們現在始終是與他人相互依賴的：“我們”必須共同與“他們”競爭，以免受“他們”之害。因而，個體開始將他們自己理解為特定社會群體的一員，有著特定的群體身份，這就是所謂的文化，這種理解是基於整個群體都具有的“我們”這一意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