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不能脫離正確性和相對性這兩個通用標準，這就把我所想和任何人應該想聯係在一起了。“我”和“任何人”之間的反差對理性思考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威爾弗裏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哲學與人的科學形象》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tific image of man）
現代社會應該具有兩方麵的特征。第一是共時性（synchronic）社會組織：協同的社會互動是成為社會的首要條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早期的人類會以協同的方式進行協作覓食，而其協作的對象是一群組織鬆散的合作者中的特定他人。但對於現代人類來說，需要麵對一個更大的社會群體，有更複雜的社會組織，或者說完整的文化組織。現代人類之所以是“文化人”，一是能夠確認自己所屬的特定文化群體；二是可以基於文化內的共同基礎而非個人，與組內成員一起創造多種文化習俗、規範和製度。因而，他們是有群體意識（group-minded）的個體。
現代人類社會的第二個特點是曆時性（diachronic）傳遞，即在代際間傳遞技能和知識。對於早期人類的生活來說，社會傳遞是十分重要的；對某些類人猿生活來說亦是如此。因為對於生存來說，那些難以發明的、需要使用工具的生存技能變得越來越複雜，同時也越來越重要。但對於現代人類，我們需要一個完整的社會傳遞，以支持累積性文化演化（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這就需要現代人類不僅能夠通過觀察他人來獲得工具性行為（如早期人類那樣），還需要積極遵循群體的行為準則和規範，甚至會通過教導和強調社會規範強製他人保持一致。
人類社會這兩個維度諸多變化的結合，創造了一些全新的文化現實。這種轉化過程是習俗化的，既有協調（coordinative）的成分，也有傳遞（transmitive）的成分。協調是個體內隱性地同意（agree）以一種相同的方式做事，即隻要其他每個人都如此做，個體也想這樣做；傳遞使很多做事的方法都已有了先例，個體隻需要複製他人以達到協調即可。這一轉化過程的結果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s），即個體會以眾所周知的文化習俗、規範和製度與整個社會群體協調。當然，在交流方麵，這意味著發揮協調作用的是語言習俗，因為語言習俗作為一種協議（agreements）存在於群體的文化共同基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