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位居第二是一件好事。我從事樂評工作的這些年來—我往往不是報紙雜誌唯一負責評述音樂動態的樂評人—總有一位比我年資更高的同事。首先，這代表每當我從小報社換到更有名望的、規模更大的報社時，總有一位前輩做榜樣，我可以向他學習。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我探索音樂藝術的旅程，從來都沒有停下來。
你看，首席評論員差不多沒有選擇，永遠都要扮演“好人”這個角色。首席樂評人必須忍受大都會歌劇院演出季開幕再一次搬演《波希米亞人》，或者紐約愛樂樂團再次演出整套勃拉姆斯交響曲。而我才是那位被派往紐約曼哈頓島的南北角落，或是鄰近新澤西州，那些又深又暗的偏僻地區的人。
那些遠離聚光燈的角落，才是發現下一位偉大的鋼琴家，或是正在嚐試新概念的即將一炮而紅的青年作曲家，以及邊緣藝術晉升為主流的場所。樂評人的工作，是報告當時發生的事情，並預測下一步的去向。
我還是懷念從前在紐約報社工作的日子，就是我全職報道中國動態之前的年份。千禧年之前，我還在為紐約《新聞日報》（Newsday）撰寫樂評。一天，我收到“一大遝”錄像帶—是的，孩子們，從前有一種錄像科技，格式名叫VHS—是弗勒德裏克·密特朗（Frederic Mitterand）執導的歌劇電影《蝴蝶夫人》。盒子上還貼著簡短的指示：“450字的評論”。之後，首席樂評人打來電話解釋說，因為他剛被聘為索尼唱片的項目顧問，為了避免利益衝突，不能撰寫任何有關索尼出品的評論。於是，那一周，我突然晉升為影評人。
《蝴蝶夫人》令我印象深刻，因為自澤菲雷裏（Zeffirelli）以來，首次有一位電影導演懂得平衡歌劇應有的敏感度與電影式的故事敘述。電影中隻有幾個敘事環節出現了少許節奏上的瑕疵。此外，觀看這部新電影的時候，你終於不用再看著白人中年女子假扮日本少女。在熒幕呈現的各位演員與他們所要扮演的角色，無論是膚色與年齡，都完全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