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前一篇文章的時候，我深感為切利比達克作“紀念文”之不易，這樣一位大師真不知該如何紀念為好。故我不能寫“切利比達克百年紀念”，僅能注“寫在切利比達克百年”。中篇與後篇是通過部分唱片回溯時間之流，以求管窺大師指揮藝術形成與發展的軌跡。考慮到切利否定唱片價值的時候，並沒有將自己的唱片當作例外，後兩篇文章果然也不適合作為紀念文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指揮家灌唱片雖不同於自作文章，但考慮到自己的演繹即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麵對許多人的觀察，真是馬虎不得。而大音樂家們往往是自律性過重，無須外界的壓力自己就會追求達到最高水平。隻是切利比達克一方麵在排練中將樂隊逼向絕路，另一方麵又將辛苦所得的效果“都付與斷井頹垣”——毫不猶豫地將其掩埋在曆史陳跡中。若不是樂隊財政發生了困難，我們是否還能聽到這些錄音？我想也沒多大問題，現在唱片公司想盡辦法掘寶，隻要錄下了，哪怕切利生前沒有授權，這些記錄還是有可能重見天日。問題在於，我們通過音樂家所不認可的唱片來認識他的演奏，是否為演繹者本人所願？
當初戈多夫斯基在錄音室中大受折磨，告訴人們不要用他的唱片來認識他。哈羅德·勳伯格應該是知道此事的，但他依然在那本《不朽的鋼琴家》中將戈多夫斯基的唱片評價為：展現出“那個時代（而且很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完美的鋼琴技巧”。戈多夫斯基寫下不少鋼琴音樂，大大顯示了他的超絕技巧，但聽別人演奏這些作品，我們不能了解作者本人的觸鍵，感受他的音樂修養。結果戈多夫斯基的唱片還是成為人們認識他的一手資料。與戈多夫斯基不同，切利比達克是從根本上否定了“通過唱片欣賞音樂”的價值，結果卻殊途同歸，唱片終究成為人們認識他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