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類似大師課的場景中，切利比達克坐在一旁，身後有一些觀眾；另一邊是四位提琴手，演奏勃拉姆斯《A小調弦樂四重奏》的片段。指揮家打斷了年輕的第一小提琴，提出意見，然後演奏繼續，片刻之後又打斷了。如此重複許多、許多次，他有時說哪裏不好，有時指出這是目前為止最好的；其間又順口說了一句：克裏斯蒂安（那位第一小提琴手），我總有一天要殺了你（引發觀眾的一片笑聲）。
——以上這個場景是有關指揮家的紀錄片，《隨性自然——切利比達克的音樂哲學》的開頭。
十分湊巧，切利比達克與索爾蒂生於同一年，今年是他們二位的百年誕辰。那麽，寫完了“索爾蒂百年紀念”接著寫“切利比達克百年紀念”嗎？雖然我感到應當為自己景仰的兩位大師寫一點紀念文字，但說起來，我還真不知該如何動筆寫切利比達克的紀念文比較好。與索爾蒂不同，切利比達克是我最熱愛的那麽二到三位指揮大師中的一位，然而，談論他總讓我感到非常困難。無論是關乎整體風格，還是單張唱片的演繹都很困難。為此人貼上一兩個標簽是很方便的，但我越接觸他的指揮藝術就越感到，那種演繹之奇妙境界在於兩個方麵：首先，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演出都有各自的妙想，以標簽式的“切利風格”去套其實是不可能的；其次，我認為更加重要的，就是“奇正相生”。
個人風格極為特別的指揮家不多，真正做到“奇正相生”之人又僅是其中的極少數。實在很難形容這種妙境，隻能說許多時候，“個人特色”鮮明的演出讓我領略到其動人之處，卻未必能令我沉浸其中，跟著它的路子重新認識一部作品。因為“重新認識”關係到全局，而細節中的奇思妙想僅是局部，哪怕是一些閃光點。與之相對的，切利比達克的演出每每將我完全拖進它的世界，也就是說，無論外部的細節多麽精美、多麽古怪、多麽駭人、多麽顛覆傳統，更為重要的始終是整體上“新的認識”從細節中升起，高居細節之上，它折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