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至漢代，宮廷民間，植柳已蔚為風氣，較多用於固堤、納涼和築路，改善生存環境。而《史記》稱“封呂平為扶柳侯”，“周亞夫軍細柳”，皆以柳命之地名。戰國後期至漢武帝時水利事業的發展，使傍河固堤的柳愈益廣布神州大地。《後漢書》卷六十上《馬融傳》載其所作《廣成頌》有所謂：“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既是生活事實也是一大美景，經濟利益與審美享受融為一體。此後曹丕曾深情地觀親手植下的柳而作賦，引得多人也作同名賦踵隨。如應暘曰：“植纖柳以承涼”；王粲曰：“植佳木於落庭”，等等。《晉中興書》載陶侃於“武昌道上通種楊柳”；晉代成公綏《柳賦》也講：“樹雙柳於道隅，彌年載而成陰。”房玄齡等《晉書·苻堅紀》也載其政績卓著：“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柳樹物態文化廣泛地進入人們現實生活中。
隨著經濟發展與南北交流增多，特別是長江中下遊商業城市的繁榮，柳愈益與人的生活休戚相關。盛弘之《荊州記》言：“緣城堤邊，悉植細柳，綠條散風，清陰交陌。”徐珂《清稗類鈔·植物類》指出：“楊為落葉喬木，與柳相類。惟柳枝下垂，楊枝上挺，以此相別。葉狹長……但古人二字多通用，如‘垂柳’亦曰‘垂楊’。凡詩詞中所雲‘楊柳’，多包括各種言之，故通俗皆訛稱為一物也。”
植柳，不隻是為美化環境，亦有經濟效用。舊題晚唐韓偓所作的小說《開河記》記載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時，“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堤；二乃牽船之人，護其陰涼；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株，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群臣次第種，方及百姓。……帝禦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開鑿大運河溝通南北交通，方便經濟貿易。但同時又破壞了原有的自然生態係統，導致環境惡化。在運河沿岸栽種柳樹能夠在短時間內，彌補生態人為失衡狀態。這也是隋煬帝君臣趨善避惡、協調自然與人關係的聰明之處，對後世影響很大。如白居易《隋堤柳》詩雲：“西自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裏。”可見那些小說中語非無根之談。韋莊《秦婦吟》有“修寨築盡禦溝柳”。而直至宋元人還講這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