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雁具有相似遭遇的還有鴻、家鵝、家雞等，這可以看做雁文化衍生的雁族類次文化。
明代楊慎《升庵詩話》卷九指出：“《文選》陸機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樂，樂於遵渚之征鴻也。”這裏可理解為互文足義。
雁意象頻繁多用，而伴隨雁文學話語積累和民俗泛化，人們又不免將其世俗化、實用性增強。野外受季節之限難於隨時尋覓，人們便在身邊捕捉到了大雁的一個替身：鵝。元代劉因（1249—1292）《僧惠崇柳岸遊鵝圖》就曾詠歎：“河堤煙草柳陰勻，野雁群遊意自馴。此是吾鄉舊風景，畫中相見亦情親。”鵝與雁，此處其實無別。
首先，是物種形態方麵的類似。清人曾在細致觀察的基礎上體會到：“雁，狀似鵝，嘴長微黃，背褐色，翼帶青灰色，胸部有黑斑，鳴聲嘹亮。飛時，自成行列，秋來春去，故謂之候鳥。古以雁、鴈為二鳥，今無別。”繼而又進一步析言之：“鵠，似雁而大，全體白色，故或稱為白鳥。頸長，嘴根有瘤，色黃赤，故又謂之黃鵠。飛翔甚高，鳴聲洪亮，俗名天鵝。……”“鴻，較雁為大，背與頸灰色，翅黑腹白。性勇，聽覺敏銳。喜集湖邊，食菱、芡等物。”[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藝文類聚》的提要，曾批評說過於零碎，其中就包括將“鴻”“雁”細分為二：
凡為類四十有八，其中門目，頗有繁簡失宜，分合未當。……鴻之外又別出雁，蚌之外又別出蛤，鶴之外又別出黃鶴，馬之外又別出騊駼，如斯之類，不免叢脞。
這可謂千慮之失。因為在唐代和唐代以前，華夏之邦的自然生態遠遠要好得多，“鴻”與“雁”本身的數量和出現頻率也高得多，而人們的體會也更加細微和頻繁，因此，區分開來不僅必要，也是那時曆史的真實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