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也有白鶻飛信傳書的故事。《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引《朝野僉載》“落雁殿”事稱：“唐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回，亦陸機‘黃耳’之徒歟？”把遠途飛空送信的白鶻，比作陸機的靈犬。
或許是傳譯過程中“先結構”的作用產生的有意誤讀。不過雁的倫理性人格化，還離不開佛經所攜動物觀念的助力。明代人還津津樂道於前代雁傳說的傳奇性：
宋鹹淳癸酉（1273年），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真州，南北隔絕者十五年，時居中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雁饋者，經因作詩，以帛書雲：“零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並署年月姓名，通五十九字，係雁足縱之，尋為北人所得，以獻其主，遂大舉南伐，越乙亥（1275年），宋社屋矣。嗚呼！世傳蘇子卿雁書雲者，不過漢人詭言，以紿匈奴，因成故事，顧如郝經之雁，乃實有之，而元主亦竟得之，是可異也。豈南北興亡。天意固已有在！偶然之際，有不偶然者寓乎？……[1]
元代名臣郝經（1223—1275）出使南宋，被賈似道囚禁十六年，他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九月，正趕上有人贈送活雁，就在雁足上自係帛書，居然真的為某人在宋朝故地汴梁的金明池上所得。敘述者的價值取向其實很明顯：借助古老民俗記憶展示了族群倫理優勢。元代是蒙古族人的天下，與宋的漢民族比較，當更重視生物種群的優劣與自然生存法則。大概元人更熱愛生物，更懂得尊重弱小動物吧。這可以作為大雁出現在汴梁金明池上並能進入文本載錄流傳的間接因素。為生存而適當地取用動物，與為滿足特殊口欲大肆獵殺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