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社會倫理精神，包括諸如政治倫理、經濟倫理、道德倫理等等，往往同一些被賦予生態倫理情懷的動植物意象，產生富有意味的糾葛。而大雁這種南北奔波跨地域生活繁衍的“賓鴻”，還以其具有體現“族群倫理”的條件，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青睞。鴻雁傳書，即承載了胡漢、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漢族交往過程的佳話，人們多理解為東漢班固《漢書·蘇武傳》肇始，這實屬一個“偽典”：
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複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於，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於。單於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有人教漢朝使者詐說漢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得到書信，說蘇武在某澤（北海，今貝加爾湖）中，大雁傳書在蘇武回歸中原事件中隻是一個借口，並非事實，可見出雁傳書的普遍信奉與頑強民俗記憶。匈奴對野生動物如大雁更具親和感，在此胡漢民族雙方共同認可雁的生物屬性（候鳥、南雁北飛）的前提下，真實的大前提，使小前提的真實與否受到忽略，從而推導出了不被認為虛假的結論。班固同時又作《白虎通義》，該書盛讚了婚姻儀式中大雁的民俗功能，所以雁傳書之事的文學敘述也顯示了他對大雁的偏愛，大雁跨越時空信使的角色，實為“他者”（匈奴）確認的。
中古漢譯佛經故事，則傳達出印度民俗之中對於雁這種野生飛禽的深厚感情，給予古代中原人文中的大雁形象意蘊，帶來了外來印度與西域文化的影響因子。早在印度古代史詩《羅摩衍那》開篇，蟻垤仙人就曾借助麻鷸被無端傷害，唱出了自然美被橫遭破壞的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