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時代，由於許多林木湖泊繁密的地區特別是南方地區的開發，江河湖泊的淡水自然生態開始惡化，人們與巨型水族動物的對立衝突加劇，然而也不乏善良人對於大黿富有憐愛同情之心。
首先，是大黿想向解救自己的恩人報恩，《冥報記》寫嚴恭江上逢一漁船，載有黿五十頭，他以五萬錢買之放到水中。後來舟沉。當晚有烏衣五十人叩嚴恭家門，送他五萬錢，錢皆濕。[1]
其次，是人們向大黿報仇與向其報恩往往並舉，宋代徐鉉《稽神錄》載錄傳聞稱：
江西軍吏宋氏，嚐市木至星子江，見水濱人物喧聚，乃漁人得大黿。黿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有一仆夫至，雲：“某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嚐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黿耶？”曰：“然。”“我即黿也，頃嚐有罪，帝命謫為水族，見困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得為九江長，予將有以奉報。君之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烏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者甚眾。宋氏之子竟免。[2]
故事又收載於《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一。故事幾乎是在運用生態人類學家的口吻對大黿進行描述：大黿被漁人捕捉，“黿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後大黿“得為九江長”，並計劃“將有以奉報”。為了報恩，竟然不惜瀆職，用掉包計，拯救宋氏之子性命。在這裏，“大黿”顯得通人性、有悟性、有能力、有計謀、有膽量，遊走於人間與水府，精通人情世故、為官之道，而且為報恩敢於違抗天命私自掉包，它是一個完全社會化世俗化官僚化中國化的大黿。這大約可以認為是宋代商品經濟支配下社會現狀的一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