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美從不是直接打動我們，落日之所以美，是因為它表達了所有我們失去的東西。[1]
20世紀90年代，拉托維亞作曲家彼得裏斯·瓦斯克斯（Peteris Vasks）的登場，將此種“失去了的感情”詮釋得糾結，而糾結正是末世時代人的真實表情。他堅持用喑啞的色調表達非黑即白的抗爭：自由、力量、和諧、希望，這些在當時的拉脫維亞通通不存在。大段或陰鬱或溫暖的線條覆蓋著衝動、危險的信號，樂評人巴裏（Barry Witherden）將這些混雜在一起的酸甜苦辣形容為“以昔日悲傷的光澤來表達希望”。20世紀，瓦斯克斯的音樂成為民族精神的有力佐證，比拉脫維亞民族獨立革命本身更具煽動性。
1990，美國
1990年5月，隨著脫離蘇維埃的政治氣氛不斷升級，看不清前景的焦慮籠罩著整個拉脫維亞。原本波羅的海不起眼的小民族一夜間成為國際大國政治角力的焦點。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前，一位身在異鄉的作曲家對此投以全身心的關注：“朋友和親人們每時每刻都在給我傳遞來自祖國的信息，這是我每天唯一關心的事。”他正是後來被人們稱為拉脫維亞民族音樂發言人的瓦斯克斯。時值瓦斯克斯的首個美國巡演，不久，他的作品《音樂悲歌》（Musica Dolorosa）由洛杉磯橘郡室內樂團進行美國首演。
預言常以“聲”先發製人，音樂在某些重要的曆史時刻承擔了“先鋒”的責任。1990年，離拉脫維亞的正式獨立尚有一年，在“黎明之前最為黑暗的時刻”，瓦斯克斯選擇出現在西方主流媒體的聚光燈下不僅僅事關音樂，更是出於作為獨立的拉脫維亞民族的存在感。比起急著將音樂與政治撇清關係的音樂家，他恨不能將音樂與民族獨立話題壓縮成高密度的結合體。瓦斯克斯曾向英國音樂學家基歐（John Kehoe）亮出代表性的立場：“我認為，一個音樂家能以自己祖國的語言通過聲音說話至關重要。對我而言，為一個弱小的、不快樂的，曾經曆過如此多不幸，卻依然勇敢無畏的國家開口說話才是真正重要的。在我的音樂裏，我說拉脫維亞語。與其他眾多東歐國家一樣，我們的根充滿了悲傷、苦難。若用藝術世界的語言來解讀，苦痛的曆史卻可以是更具衝擊力的創造，是我們民族更為深情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