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民俗學的興起始於高校校園，具體說是以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錢玄同發起的北京大學歌謠征集運動為標識的，人們對此已達成共識。當時任教北京大學的劉半農、沈尹默提倡寫新詩，倡導從民歌民謠中發掘文化藝術的理想因素。這場開風氣的歌謠學運動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旗幟鮮明地提出學術研究主張，吸引了眾多學人的目光。胡適、顧頡剛、董作賓、朱自清、鍾敬文等學者都積極投身其中，出版歌謠周刊96期，搜集的歌謠有13000餘首，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還出版了不少開創性甚至是經典性的學術成果，如顧頡剛的孟薑女故事研究，董作賓的歌謠研究，在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我國民俗學教育與研究已走過了近100年的曆程，相對高校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教育而言，曆史應該是比較悠久的。可從全國民俗學學科的整體情況看，至今民俗學仍被視為一門很年輕的學科，發展似乎是剛剛起步，大學民俗學教育體係仍未建立起來，絕大多數課程沒有公開出版的教材。而稍微有點曆史的文科諸多學科，課程、教材和教師隊伍都已進行了多輪更新。這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值得我們作些思考。
一、回眸近20多年中國民俗學的發展
新時期的中國民俗學應該是從1979年開始的，以七教授提出的《關於建立民俗學會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為標誌。30多年來，中國民俗學研究有兩個最明顯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延續了早期民俗學研究的主流方向，即執著的人類學情結。
人類學研究的許多內容，實際上與民俗學是重合的，國外的人類學家有些同樣也是民俗學家。民俗實際上不隻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一種民眾的行為、民眾的觀念、民眾的組織形式、民眾對生活的看法、民眾的知識，民俗學與人類學交叉重疊的地方就在這裏。對此，鍾敬文先生有明確的表述：“人類學（這裏主要指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等姊妹學科，它們所處理的文化對象，主要是人類集體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它與民間文藝學、民俗學所處理的對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密切相聯的。因此，在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理論的探索、闡發等方麵，都有互相匯通和互相借鑒、啟發等作用。作為一種應用科學，彼此在學理上往往也是相通的。”[1]人類學與民俗學之所以有一種親緣關係，兩門學科研究對象有交叉，這個交叉的本身就規定了兩個學科間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人類學調查和探討人們的行為表現、人們的生活觀念和生活狀態，其研究方法都可以為民俗學所運用，實際上，民俗學的研究是受到了人類學的影響。我們現在之所以把人類學和民俗學聯係起來，來探討它們的親緣關係，就是從中國現在的研究現狀看，有很多人的研究是跨學科的，而且，現在的人類學研究成果很多為民俗學所采用。人類學原來運用的方法、研究對象，有些恰恰是民俗學所忽視掉的，現在借用了人類學的方法，正好可以彌補民俗學研究中原有的不足與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