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風俗變革與變革風俗

民國的風俗變革與變革風俗民國時期的風俗文化是多樣性和複雜性的，具體地說，整個國民的生活表現為在封建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一些現代文明的成分。中國的芸芸眾生是在千百年來積澱下來的封建的生活方式下成長起來的，是封建生活方式的塑造者，但隨著清末最後一個皇帝被驅出皇宮，隨著西方文明和生活觀念的不斷湧入，傳統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遭遇到從未有過的挑戰，尤其是那些不合時宜的風俗事象，盡管流過了漫長的曆史，也被無情地拋棄，而更多的則是表現為在封建的內涵上雕鑄起現代的外殼。不穩定的社會滋生了不穩定的風俗，使之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

民國初期之所以成為中國風俗演進的一個分水嶺，是與20世紀初資產階級風俗變革運動分不開的，它為民國時期風俗的全麵革故鼎新作了鋪墊。

清末資產階級是一股朝氣勃勃的政治力量，他們渴望按照自己的階級意誌改造中國，不僅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還要以資產階級精神改造人們的生活，建立起新的社會生活秩序。他們把陋俗惡習視為導致國家衰弱的重要因素，堅信要救國，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須改良社會，廢除陳規陋習。於是，他們提出了改良風俗的社會任務。還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梁維新派就提出了“戒纏足，興女學”的進步口號，並成立了“天足會”“戒纏足會”“戒鴉片煙會”等改良風俗的團體。他們的活動，多少起到了啟迪民智、開通風氣的作用。比如，熊希齡、譚嗣同等在湖南倡立的延年會，就有其獨特之處。所謂延年，不是要人們“以有盡之年，而欲延之使無盡”，而是要人們“延於所得之年之中”，“延年於所辦之事”。就是改革無謂耗費時間的不良習俗，注重時效，崇尚精簡，使“一日可程數日之功，一年可辦數年之事”。對於虛文酬應等陋習，也在免絕之列。在一個浸透著封建陳規腐習的社會，這些倡導自然屬於文明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