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問題在當代世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占據了重要位置。至今，對文化身份認同研究仍是西方學術界的重要議題，仍受到新左派、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的特別關注。其最為基本的含義，是指個人與特定社會文化的認同。就本質而言，身份認同就是來追問“我（現代人）是誰？從何而來、到何處去”等問題。在後工業化時代探討身份認同問題，大眾傳播媒介是其不能忽視的重要的影響因素，人們生活在媒介無處不在的世界，各類圖像、符號和話語充斥於人們的生活，在當代身份認同中產生重大的影響。媒介不斷建構人們的世界，人們內心的不安與焦慮也因為媒介的使用而不斷地增加。因此，就現實意義看，媒介批評理論對身份認同的研究具有更為迫切的現實需要。
關於文化身份認同的研究究竟興起於何時？克裏斯·貝克爾在《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中指出，由於政治鬥爭、哲學與語言學研究的推動，“身份”成為20世紀90年代文化研究的中心議題。而喬納森·弗雷德曼在《文化身份和全球化進程》中則認為，西方對文化身份政治的關注至少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已經出現，“從70年代中期起（在美國還要更早）興起的文化政治從建立在普遍進步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政治全麵轉向與性別、地方或種族身份相關的文化身份政治。這表現為‘新’身份、新社會類別以及通常情況下新政治群體的增生。”[1]國內學者周憲簡要勾勒了國際身份認同研究的狀況：“從經典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到拉康後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認同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其理論局限在隻關注個體認同問題，局限於個體主體性的探討，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尤其是精神分析所揭示的那種新的、變化的、非中心化的主體觀，是對傳統的、固定不變的、笛卡兒式主體觀念的有力顛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認同問題作為焦點問題被凸顯出來，它不僅在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領域得到了拓展，而且廣泛延伸到社會學、哲學、教育學、政治學、媒體研究等諸多領域，其中霍爾的認同理論特別有影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