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傳播活動離不開文化符號，在傳播活動中，信息是符號和意義的統一體，符號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載體，而意義則是信息的內容。用符號學的視角來看，大眾傳播無非就是傳者和受者對符號進行編碼和解碼的過程。如前所述，文化研究方法上，英國文化研究以“文化主義”研究為主導，將大眾文化視為社會人文活動的產物。而與此相對應的“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則關注的是“意義”生成的意指實踐，重點在於探究文本內部的係統結構。立足於意義建構論，結構主義、符號學和敘事學理論則成為媒介批評的“結構主義”研究取向的基礎理論。
一、結構主義和符號學
結構主義主要有現代語言學理論、現代文藝批評理論和當代法國人文思想運動三個所指範圍。就現代西方思想史而言，結構主義主要指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的結構主義運動，他們的思想和著述影響巨大，成為20世紀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1]因此，結構主義是一個方法論體係，並非統一的學派，它的理論來源和基礎是多種多樣的，理論體係也是複雜多元的。
作為學術流派，結構主義在不同的研究觀點上有很大的差異，但作為方法論體係，結構主義仍體現出共同的特征。這些特征集中表現在對“結構”概念的理解上。對此，瑞士心理學家發生認識論的創始人皮亞傑和法國社會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都有較為全麵的論述。皮亞傑對“結構”有三個基本概括，即結構有整體性、轉換功能和自我調節功能。具體來講，整體性是指結構整體中的各構成元素之間存在有機聯係；各元素在整體中的性質，不同於它在單獨時或在其他結構中內時的性質。轉換功能是指結構內部存在著具有構成作用的法律、法規等。自我調節功能是指在結構執行轉換程序時，它有自身的調節機製而無須求助於結構之外，即結構相對封閉和獨立。列維-斯特勞斯在《結構人類學》中對結構提出了四點說明：一是結構中任一成分的變化都會引起其他成分的變化；二是對任一結構來說，都有可能列出同類結構中產生的一係列變化；三是由結構能預測出當一種或幾種成分變化時，整體會有什麽反映；四是結構內可觀察到的事實，應是可以在結構內提出解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