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闡釋中學：交融中西的起點與終點
作為經學世家的傳人，劉師培的學術根基在於中國古典學術，他之交融中西，其出發點亦由此。故而他的所謂“新學”（與其古典學術研究相對之稱）雖時以中學比附西學，但最終目的仍在闡釋中學，西學不過是手段而已，就像《國粹學報》發刊辭所表明的，重要的是“借西學證明中學”。[1]這方麵例子頗多，如前已言及《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是用社會學“考中國造字之原”；《讀左劄記》曾說過“《左氏傳》所載粹言亦多合民權之說”，從而對《左傳》多一新解。另外，在《國學發微》裏，他又指出：
中國人民每以聖人為天授，不可躋攀。自良知之說一昌，以為人人良知既同，則人之得於天者亦同。人之得於天者既同，所謂堯舜與人同耳，與西儒盧梭天賦人權之說相符。[2]
這段話雖借助了盧梭學說，但其目的在於說明王陽明的良知之說。在《倫理教科書》中，他先把西方倫理學觀念分為五種，即對於己身、家族、社會、國家、萬有之倫理，然後便指出，這些“與中國《大學》所言相合，《大學》言正心、誠意、修身即對於己身之倫理也，《大學》言齊家即對於家族之倫理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即對於社會、國家、萬有之倫理也”[3]。這段話意在說明倫理學觀念中國古已有之。類似例子，不勝枚舉，限於篇幅，不再贅引。誠然，劉師培在對中西學術進行比附的過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多樣的，有學者將其析為平行類比與同構類比，平行類比即將中外相近的史實平行羅列，同構類比是以思想史為主要內容的類比，即從中西思想觀念出發進行類比，以顯現思想觀念的共同性與普遍性。[4]但不管類比形式如何，出發點或中或西，其根本目的仍在於以西證中。多了西學這一新手段，對中學的理解與闡釋便可較前人更加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