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吸納西學的角度和程度——與嚴複之比較
眾所周知，在晚清，嚴複的西學成就是巨大而無人能望其項背的，他所譯介的西學名著深深影響了一代學者，給後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啟示。不僅如此，在中學方麵他也非常人所能比，在譯介西學的同時，多從事中西會通的工作，同樣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至於梁啟超稱讚他“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1]。相比較而言，劉師培的西學要淺薄得多，因他不通外文，[2]隻能通過嚴複等人的中文譯本了解西學，難免時有誤解之缺憾。如在《補古學出於史官論》一文中，他征引馬君武所譯穆勒《自由原理》之見解，認為“無識陋儒皆以學術定於一尊為治世，豈知此實阻學術進步之第一原因哉！”[3]此論采自馬君武譯本中議論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言論，[4]非穆勒原文所有，[5]而是馬君武出於思想啟蒙有意添加的文字。劉師培不知就裏，誤為穆勒見解而引證。不過劉氏亦有他的優勢，即他的中學造詣極為深厚，以此為出發點吸納西學，也還是有其獨到見解和過人之處的。
劉師培不懂外文，故接觸西學時頗受譯者影響，其中以嚴複的影響最大，這已如前述。由於生活環境、教育背景、知識結構等方麵的差異，兩人在體認西學乃至於會通中西等問題上不可能絕對一致，有同有異是必然的，那麽具體情形如何呢？
在接受西學的出發點上，劉師培是基於中學的，借西學佐證中學，強調二者相通之處，即同的一麵，甚至有“西學古微”的傾向。所謂“西學古微”，是指清末對中西文化關係的一種流行說法，即認為西方科學、哲學、倫理等思想學術在中國古代都已存在。該說並不新鮮，與清初即已形成的“西學中源”說有類似之處。王仁俊輯編的《格致古微》集該說之大成。他用經史子集列目分卷，輯出在他看來與西學相近的古訓語錄，並在解釋中將古訓類同於西方科學、哲學、政治、風俗、禮儀等各科知識，如他解釋“河出圖、洛出書”，便說“此上古地圖及地理書也”；解釋“震為雷、離為電”，便說“此鄭君言電學也”。[6]目前尚無什麽證據可證劉師培受過這類著述的影響，但他的某些看法確有與此相近之處，如在《周末學術史序》中進行中西學比附時，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