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清末民初的學術史勃興
一、學術史勃興的表現
“學術”之於中國,有數千年曆史,但“學術史”之出現,則晚至清初。在《清代學術概論》裏,梁啟超指出:
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所著《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1]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首創了“學案體”,按照學派詳細分析並準確概括了特定時期儒學發展的曆史,是以“人”為主而敘述學術發展曆程的第一部著作。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確為不易之論。[2]《明儒學案》之外,黃宗羲還始撰《宋元學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黃百家和全祖望兩次補續而成。自茲而後,陸續有人撰著不同樣式的學術史著作,如錢大昕通過撰寫清代學界人物傳記的方式記述學術曆史;江藩利用錢氏的材料,著成《國朝漢學師承記》,他還撰有《國朝宋學淵源記》;唐鑒亦著有《國朝學案小識》,等等。大抵皆為敘述清代學術之作,且數量不多,質量也有限,尤其江藩、唐鑒之著因主觀成見深,立論偏頗,遭時人與後人訾議。
黃宗羲之後,學術史的真正勃興是在清末民初。這一勃興與當時經史地位轉換、史學相對凸顯的學術趨勢及所體現出的新史學運動分不開。從時間上說,新史學運動發軔於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書·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國通史略例》中首次提出要編撰一部不同於舊史的新的中國通史,[3]同樣,學術史勃興亦起自章太炎。侯外廬認為:
(章太炎)是中國近代第一位有係統地嚐試研究學術史的學者,皮錫瑞的《經學曆史》,雖以近代早期的學術史概論出現,而內容上則遠不及太炎的見識。[4]
在1899年輯訂的《訄書》初刻本中,章太炎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對先秦思想史予以梳理。1902年刪革修訂《訄書》時,更是增加了不少論述曆代學術、思想演變的內容,且在見解上與前有異,從批評孔子與孔學起,指斥曆代學術之弊端,相應也表彰一批他眼中的進步思想家與學者。這樣的研究顯與當時的史學革命相呼應,成為新史學運動的一大助力。此後他又陸續有與學術史相關的論著問世,如1910年編定的《國故論衡》、1915年編定的《檢論》(《訄書》修訂後改此名)以及《諸子學略說》等大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