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接觸西學雖較早，但接納西學並以之與中學相交融當從其1903年在上海發表有關著述算起，此前在揚州的讀西書隻是打下了基礎而已。直到1908年，六年間他發表了一係列具有中西交融色彩的論著，當然最後兩年（1907、1908）以宣揚無政府主義思想為主。從1909年起，他的思想“趨於循舊”（錢玄同語），故基本無交融中西的論著。
需要說明的是，這裏所謂西學，也包括當時日本學者的某些譯著，因通過日本引進西學是主要途徑之一，而且日本的學問形態此時已西化，廣義上可視為西學之組成部分。當然，從日本引進西學，還有一個轉手譯介之西學知識是否準確的問題，因當時之中國人渴求新知識新文化，非常熱衷於讀譯書，故出現這樣的景象：
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唯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1]
實則直接從西文所譯之書也存在同樣問題，嚴複那樣的翻譯大師畢竟寥寥無幾。這是劉師培那一代人汲取西學時所共同麵臨的問題。此處談劉師培閱讀西書便是在這一前提下展開。
還需說明的是，這裏對劉師培閱讀西書情形所做的考索以內證為主，即通過審讀其文本內容取證，並結合當時西書翻譯出版狀況確定其所用之版本，版本狀況不詳者予以標明。
一、前《國粹學報》時期對西學的吸納
從現有資料看，劉師培第一篇涉及西學的文章應為《小學發微》。1903年4、5月間，劉師培會試失利後從開封回揚州途中滯留上海，得晤章太炎，兩人惺惺相惜，極為投契，引為知己。6月底，章太炎因“蘇報案”被捕入獄，在獄中兩次致書劉師培，其第二封信即談到《小學發微》。這封信是對劉氏來書的答複，因寫信前一天收到劉氏手劄及所撰《駁太誓答問》、《小學發微》，信中對《小學發微》給以很高評價，說其“以文字之繁簡，見進化之第次，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2]。《小學發微》疑已佚。錢玄同認為《小學發微》與劉師培的《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一文（刊於《警鍾日報》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為異題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