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劉師培關注並接受西學之緣由
在學術傳承上，劉師培具有非常大的優勢。這不僅因其父祖世代傳經，家學淵源深厚，也因其從小聰穎過人，智力超常，在家人的厚望下，又異常刻苦努力，博覽群籍。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使得他後來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學大師。不過令其父祖輩望塵莫及的是，他是個能交融中西學術的國學大師，盡管這種交融可能相當膚淺。當然，交融中西並非劉師培的專利，他的不少同輩也做到了這一點，可以說，這是時代特色所賜。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人生旅程，並非千篇一律，就劉師培這一個體而言，他所以能關注西學，進而交融中西學術，除了共同的大背景外，自有不同於他人的具體因素。對於學術研究而言，深入探索這類具體因素，與詳論時代條件，顯然同等重要。
一、救亡與救學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憑借武力全麵東進，迫使中國人由師夷長技而中體西用。尤其是“自義和團動亂以來，包括政府官員、知識界、紳士以及商人在內的人士，幾乎普遍地確認，向西方學習是十分必要的，反對西式教育的人幾乎不見了”。[1]即朝廷和士大夫等都承認了西學的先進性，從而開始了對西學的主動接受。與此相對，則是中國固有文化權威的動搖。相應地，整個國家都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救亡理所當然地成為時代主題。如何救亡，或者從正麵來講，如何在大廈將傾的滿清王朝基礎上建立新國家，成為有識之士最關注的問題，而且圍繞此“建國”問題還展開了一場涉及廣泛的爭論。對這一關乎全民族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政治家們各有其立場，學者們也有其獨特的思考角度。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辨此時經常被學者提及，便反映了學者的視角。顧氏曾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