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盦）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和政治人物。且不說他在政治舞台上令人矚目的表演，僅在學術領域裏能與章太炎並稱“二叔”（章枚叔、劉申叔），即已表明他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過在後人眼裏，兩人卻無法相提並論。這在研究者那裏體現得最為明顯，即與章太炎研究的繁盛興旺相比，劉師培研究相對門庭冷落，兩人的境遇大相徑庭。究其根源，政治和文化兩方麵因素應是造成這種局麵的主要原因。
在劉師培短短36年的人生中，政治風暴對其衝擊甚大，而他在一些政治鬥爭關鍵時刻的表現往往為人詬病，如以同盟會會員之身於1907年底與清廷大吏端方通款，不久投入其幕中；1915年加入“籌安會”。前者在當時的革命黨人眼裏自然是叛變行為，後者也被視作助紂為虐，所以他在政治上一直是被譴責的對象。早在1911年夏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時發布的宣言中，人們便指責他為“客犬”（清吏走狗）；陶成章的《浙案紀略》也對其行為多方責備；黃節、黃侃等人痛責其加入“籌安會”，黃節甚至恥與其在北大為伍；國民黨元老馮自由、鄒魯所著史書中亦是將其作為反麵典型；1949年後，大陸出版的曆史教科書和有關著作同樣持此立場。也就是說，在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裏，在文人學者的心目中，乃至於在這種語境下接受教育的普通人眼裏，劉師培都是政治上被打入另冊的曆史罪人。對於這樣一個人物，學術界研究起來自是顧慮重重，無法深入甚至覺得沒必要深入研究。這種情形以往海峽兩岸皆如此。
再看文化因素。長期以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取向帶給人們極為深遠的影響，人們已習慣於認同五四的思維方式，把文化上的所謂“新”與“舊”視作截然對立，在不遺餘力地宣揚“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同時，極力貶斥“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作為四世傳經的國學大師，劉師培自然是人們心目中舊的一方的代表，更何況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辦過《國故》月刊，被認為是與新文化相對抗。[1]所以，一些新派學者尤其是魯迅等人對其持反對和批評的態度。眾所周知，新文化倡導者的立場一直在學界占主導地位，魯迅等人這一態度之分量不言而喻，其對後人產生巨大影響也在情理之中，故劉師培在被批判的同時，很難引起人們學理上的研究興趣。也就是說，劉師培既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又在文化上被排斥或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