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除夕，北京開禁放鞭炮。裏屋電視播春晚，外屋兒子在學步，屋外是各式各樣的鞭炮聲，好不熱鬧。但我卻處於空前的無措之中。麵前是開著的電腦，屏幕上顯示的是學生譯好的譯文。
我在校譯譯文。
曾經有傳教士給我講過一番道理，勸我入教。這番道理，被我寫進了劇本《理由》之中。“對於上帝是否存在我們無法證明，我不能證明它存在，你也不能證明它不存在。我們隻能賭它是否存在。現在我賭上帝存在，相信上帝存在，如果上帝果真存在，那麽我就贏了，我會得到上帝的獎勵。如果上帝並不存在，我也不會失去什麽，因為沒有上帝來懲罰我。現在你賭上帝不存在，相信上帝不存在，如果上帝果真不存在，你也不會得到什麽，因為沒有上帝來獎勵你，但如果上帝果真存在，你可麻煩了，因為有上帝來懲罰你。”根據這番道理，賭上帝存在是一個絕對不輸的賭注。然而，我卻下了絕對不贏的賭注。我的理由是，沒有地獄的天堂就不成其為天堂。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番道理可以適用於任何宗教，因此我把“上帝”換成了“×”。
校譯譯文是另一個絕對不贏的賭注。譯好了是譯者的功勞，譯壞了是校者的責任。這樣的賭注我下了不止一次。我的理由是，如果學生用心的話，我改過的地方他就不會犯錯誤了，今後就不用別人校譯了。這樣的學生的確有，但很少。
校譯如同搬墳。
壓在我心頭的墳還有好幾座，我得盡快搬完，否則就別想輕輕鬆鬆幹自己想幹的事情。然而，這樣的墳永遠也不可能搬完。沒了譯文，還有論文。（湖南方言“文”讀作“墳”。）的確，在北大當老師，工作極輕鬆，一周所有的事情可以在一天幹完，其他時間全由自己支配，還有長達兩三個月的假期。但事實上，對於絕大多數北大老師來說，是沒有假期的。不僅沒有寒暑假，而且沒有周末，甚至沒有下班。高強度的身體勞動，會造成身體的殘疾；高強度的精神勞動，是否會造成精神的殘疾？我不是學醫的，對此不敢斷言；但根據簡單的類比，答案似乎不幸是肯定的。生而為蠶，就得吐絲，莫非為人之師，就得致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