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軍是一位好學深思，勤於探索，有曆史使命感的藝術家。他的探索主要從兩方麵進行。一方麵是寫生，另一方麵是寫心。通過寫生和寫心，期待將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發揚光大，為油畫的中國化，進而為抵製藝術的終結做出自己貢獻，這是建軍給自己負載的曆史使命。
藝術的終結是近來藝術哲學中的熱門話題。始作俑者是19世紀的黑格爾，推波助瀾者是20世紀的丹托。考慮到丹托主要討論的是視覺藝術，尤其是架上繪畫，因此藝術終結的問題在繪畫領域中顯得尤其尖銳。根據丹托的主張，由於藝術的各種可能性已經為不斷的實驗所窮盡，因此藝術創造不再可能，我們不再能夠根據創造性這個指標，將不同時代的藝術編撰成前後相隨的曆史，藝術已經進入它的後曆史階段。進入後曆史階段的藝術，是無法區分年代的藝術，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各種藝術形式都可以同時存在，關於藝術的曆史敘述不再可能。在丹托看來，這種後曆史的藝術，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習慣。
今天的藝術家在決定畫畫的時候，都得麵對丹托的挑戰。由於現代複製技術的突飛猛進，繪畫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本性。繪畫的目的是什麽？當然，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人們，對此有不同的回答。貢布裏希在談到埃及繪畫、希臘繪畫和中世紀繪畫的區別時，曾經做了這樣的總結：埃及人畫他們所知道的東西，希臘人畫他們所看見的東西，中世紀的人們畫他們所感受的東西。自從文藝複興以來，西方繪畫就是接著希臘羅馬的傳統往前發展，以忠實地捕捉眼睛所看見的東西為最高目的。西方繪畫的發展曆史，就是不斷逼近真實地再現眼睛之所見的曆史。攝影和攝像技術的發明，實現了西方繪畫的夢想，同時也終結了西方繪畫的發展。留給20世紀西方藝術家的，不是寶貴的遺產，而是沉重的包袱。為了將繪畫從對事物的忠實再現中解放出來，20世紀的藝術家使盡了各種解數。然而，在將繪畫從寫實中解放出來之後，並沒有給它帶來新生，相反讓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20世紀的繪畫就是這樣在重重猶疑之中艱難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