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冷的冬天的某個下午，我走進了石建軍在北京東郊的畫室。除了足夠大的空間之外，畫室內外都簡陋到了極點。沒有暖氣，房子裏麵的溫度不一定比外麵高。我努力克製自己不要發抖，但一開口說話，仍然免不了有些寒戰。我看見熱氣隨著聲音從口中冒出，在麵前縈繞，然後很快被寒冷所吸收。當然，不可能有熱茶或者咖啡，因為它們與這間畫室是那麽的格格不入，以至於如同那位賣火柴的小女孩眼中的火焰。我想隻發出聲音而留住熱氣，但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應該。在這個寒冷的房間裏，我們需要靠呼出的熱氣相互溫暖。
口中呼出的熱氣朝牆上飄去，那裏掛著比寒冷的空氣還要寒冷的畫！也許房間裏的空氣本來沒有那麽寒冷，因為那些寒冷的畫而更寒冷了？也許牆上的畫本身沒有那麽寒冷，因為寒冷的空氣而更寒冷了？也許我們本身沒有那麽寒冷，因為寒冷的空氣和寒冷的畫而更寒冷了？也許房間的空氣和牆上的畫本身沒有那麽寒冷，因為寒冷的我們而更寒冷了？本來就欠敏捷的思維，在寒冷中凍結了，一時找不到這些關於寒冷的問題的答案。
石建軍似乎察覺到了我的寒意，有些歉意和羞澀地說：“我就畫了這麽一些又苦又冷的東西。”我明白他的言外之意：中國當代藝術流行感官歡愉，充滿膚淺的快樂和廉價的熱情。這些又冷又苦的作品，跟當代藝術紙醉金迷的繁榮景象完全相悖。然而，我從他的語言中並沒有讀出他對自己作品的當代性的懷疑，相反我讀到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堅定。他在堅定地走自己的藝術道路，一條與流行的當代藝術全然不同甚至剛好相對的道路，他要讓整個當代藝術作為對照麵來映襯他的藝術的意義。
石建軍的這種反向選擇，讓我想起了丹托關於藝術界的風格的論述。在丹托看來，藝術界的風格總是成對出現的。有再現就有表現，就有非再現和非表現。進一步說，有淺薄就有深刻，有享樂就有痛苦。如果玩世和豔俗的當代藝術是以過分正經的主旋律藝術為對照而突顯出來的話，那麽石建軍這種表達苦難的藝術就有可能在跟玩世和豔俗藝術的對照中而獲得意義。主旋律藝術越強大，玩世和豔俗藝術就越顯眼。玩世和豔俗越強大，表達苦難的藝術就越顯眼。從藝術風格成對出現的道理上來說，理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