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攝影和圖像製作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畫什麽和怎麽畫成為畫家們麵臨的嚴峻問題。寫實繪畫在攝影的進逼下走向抽象、寫意、超現實；進而越出繪畫的邊界，走向裝置、行為、影像；或者淪為攝影的附庸，走向圖像的抄寫。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從前那些為畫家所守望的獨門絕技，完全變成了公開的秘密。我幾乎想象不出，還有什麽東西非得由畫家來畫不可！既然如此，畫什麽就變得不那麽重要了。那麽，這是否意味著怎麽畫就變得更加重要了呢？是否意味著畫家要從對題材的開掘轉向對語言的發明？事實上，跟技術的巨大進步相比，繪畫技巧和語言的更新，即使還有可能的話，也是微不足道。高速發展的技術同時終止了畫什麽和怎麽畫的問題。如此一來，本來異常嚴峻的問題，現在就變得不是問題了，畫家們可以用任何方式去畫任何東西，也許這就是丹托所看到的藝術進入後曆史階段後所呈現的景觀。
對於這一點的認識，可能會讓畫家們變得憤怒絕望，也可能會變得輕鬆平靜。無論如何，今天的畫家需要為自己的繪畫尋找理由。丹托在將繪畫推向死亡的同時，並沒忘記開出拯救的藥方。丹托的藥方是讓畫家用繪畫去“說事”（about），將繪畫變成圖解觀念的工具。為了顯示繪畫在“說事”方麵的優勢，畫家常常將畫麵的衝擊力發揮到極點。丹托的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各種前衛藝術。我也嚐試給垂死的繪畫開出藥方。我的藥方與丹托的完全不同。在我看來，讓繪畫去“說事”並不能拯救繪畫，隻能加速繪畫的死亡，因為就“說事”的能力來說，繪畫遠遜於語言。拯救繪畫的方式不是讓它去“說事”，而是讓它“成事”，讓它成為一個事件。成為事件跟畫什麽無關，跟怎麽畫無關，跟繪畫過程有關，跟繪畫過程中發生的各種感受和體驗有關。一旦認識到這一點，畫家就應該變得輕鬆起來。因為不管複製技術如何發達，都無法複製畫家的作畫過程，都無法複製畫家在作畫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感受和體驗。繪畫過程是不可模仿、不可重複的唯一事件。在這種意義上，繪畫首先是畫家自己的事情，然後才有可能是他人的事情，因為隻有畫家本人才能真實地感受到繪畫過程，繪畫過程中的各種感受隻配畫家本人享用，即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至於畫家本人的這段經曆和感受是否引起他人的共鳴，則是另一個派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