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個方麵的相互聯係為高等院校中國曆史文選課程建設帶來了共性的特色，也為課程建設的四個環節提出了不同的任務。
選編文獻是文選課程建設的第一環節，選好典型性文獻，揭示中國曆史文獻的主要類別，觸類旁通，認識中國曆史文獻的基本規律，指引閱讀的範圍，這是培養閱讀能力的第一步。周予同先生主編《中國曆史文選》（第三版）共計選編57種文獻，通過每一種文獻的“解題”部分，舉一反三，累計介紹了280多種文獻（其他曆史文選教材也有類似的現象）。通過選編一係列各具特點、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獻，開拓閱讀曆史文獻的視野，閱讀的途徑自然顯現。有些學者稱之為“知書”，視為曆史文選教學的一個“主題”。這一環節如何操作？不可忽視所選文獻的典型性。關於典型性文獻，應該考察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選擇優秀的的文獻典籍。哪些屬於優秀文獻，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方法，即重視曆史“名著”。所謂名著，實際上是中國長期曆史傳承中經過曆代學人批評、檢驗的文獻，這類文獻已經接受了曆史的選擇。古往今來，用目錄學、訓詁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等各種治學的途徑，介紹中國曆史名著的著作不乏其人，亦不乏其論。當代關於曆史名著的介紹不下數百種。檢討這些介紹曆史名著的文獻，不難看出曆代學人，包括當代學者關於曆史文化遺產的驚人的共識。例如，《史記》《漢書》等幾乎都視為名著，成為史學中的經學。這一現象的原因並不複雜，曆史名著本來就是曆代學人的選擇，曆史上閱讀的人多，具有廣泛的閱讀群，有廣泛深刻的討論，傳遞的曆史信息量大，因而具有代表性。
第二，選擇具有曆史學特性的曆史文獻，這是曆史學科的要求，便於利用所選的文獻學習和研究曆史。中國史學文獻的積累尤為豐富，客觀上為曆史學科建設提供了優厚的學術資源，也為汲取曆史精華、推動當代史學研究提供借鑒。很多學者都注意到這一方麵的，曆觀新中國成立60年編撰的文選教材，基本上體現了這一鮮明特點，而且在選編史學體裁的這類上比較齊全。如果用古典目錄學的眼光來看，史部目錄的二級分類的各個種類的文獻都有所選擇。用《四庫全書總目》來衡量，史部下麵的15個分類的文獻，幾乎都有所選擇。在“六經皆史”、“二重證據法”、“以詩證史”等史學理論的支配下，經史子集下設的45個分類的文獻幾乎都有所選擇。張大可、鄧瑞全先生主編的《中國曆史文選》進而選編了《四庫全書總目》這一經典文獻，體現了繼承古典目錄學的學術理念。張衍田先生編著的《中國曆史文選》直接利用了古典目錄學中“經史子集”的分類，作為全書的框架結構。其他教材，也在選編曆史作品中體現了這一思路。例如周國林先生主編的《中國曆史文選》中選編了《漢書·劉歆傳》；高振鐸先生主編、張家璠先生副主編《中國曆史要籍介紹及選讀》中選編了《漢書·藝文誌序》等，不難看出，其旨歸是深化提高學生認識史學種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