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勒的交響曲創作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包括最初的四首交響曲，作於1888至1900年間，是以歌曲旋律為骨幹寫成的，史稱“少年魔角”時期，這種織入歌曲主題的手法以及對大自然的親近感，正表現出19世紀晚期浪漫主義的特色；第二期包括1902至1905年間寫的第五、第六、第七交響曲，它們全是純粹的器樂曲，彼此之間有緊密的關聯性，可以看作是“白日夢”時期；第三期包括1907年的第八交響曲、1908年的《大地之歌》和1909年的第九交響曲，是馬勒的“升華期”。
馬勒的用樂隊伴奏的藝術歌曲具有和交響曲同樣重要的意義。因為他的大部分交響曲，均發軔於寫作歌曲所得到的體驗，歌曲實為孕育馬勒交響曲的胚胎。比如早期的《青年旅人之歌》的主題出現在第一交響曲的開始和結束樂章中；第二、第三、第四交響曲中混用了據19世紀初的民間詩集《少年魔角》寫的一組12首歌的旋律。馬勒的歌曲素材除了自創以外，也使用民謠風格的曲調。其中所蘊藏的優美與感傷的世界，以及親切天真的愛情，正是馬勒音樂的本質。
第三交響曲總譜手稿
馬勒第六交響曲首演節目單
馬勒的前四首交響曲原來都有著詳細的標題和說明，看起來很像柏遼茲和李斯特的風格。後來他在反複的修改中將它們盡量都刪除了，但是由於它們都帶有聲樂部分，所以內容的表現仍像標題音樂那樣直白。比如第二交響曲“複活”通過運用克洛普斯托克的詩，提出了麵臨死亡是人類生命的價值，麵對命運的悲慘結局，作曲家認為出路是求助於宗教的“複活”思想；在第三交響曲中摘引了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詩句，試圖創造一種世界的泛神論圖景，欲將有限的人類生命歸入世界的永恒無限之中；在第四交響曲中，死亡與永生問題得到了一種神秘體現——末樂章裏響起了寓言歌；從第五交響曲開始，他放棄了文學與哲學的聯想，普遍的人間矛盾讓位於個人可悲地依靠命運這一主題。他也不再有明確的提示，但仍有一些引自或暗示馬勒歌曲的東西，從許多顯然描繪性的細節以及每部作品的整體設計，無不令人聯想作曲家心中必然有如貝多芬的第三和第五交響曲那樣的音樂以外的概括性思想。他的第五交響曲從開始的“葬禮進行曲”的憂傷一步步轉化為諧謔曲的勝利和末樂章的歡樂；第六交響曲則相反，是他的“悲劇”交響曲，結束於巨大的末樂章**，英雄的鬥爭圍困在堅持不散的A小調調性中，似乎以失敗和死亡告終；第七交響曲中，兩個緩慢的“夜曲”樂章中間夾有一個像是圓舞曲的諧謔曲，構成了喧鬧的維也納“白日夢”的意境；第八交響曲的複調織體是對巴赫表示敬意，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馬勒一直沉醉在巴赫的音樂中。第八交響曲“千人”第二部分雖然采用的是歌德的詩句，但最後的“神秘合唱”卻是一首宏麗的眾讚歌旋律；最後一首完成的第九交響曲流露出無可奈何的心情，夾雜著刻薄的諷刺，以一種奇怪而悲哀的心態告別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