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爽 胡象明[1]
由現代化過程中的鄰避項目而引起的社會穩定風險正不斷升級，給項目建設、經濟發展和社會運行帶來不利影響。已有研究表明，公眾針對鄰避項目的風險行為與其風險認知密切相關，基於此，本研究以風險認知為切入點，探討公眾的行為特征、與認知間的關係及其誘發因素。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實證分析，一方麵將鄰避型社會穩定風險中的公眾行為劃分為自保、傳播及對抗三種類型，分別探索風險認知與三種行為間關係；另一方麵，分析政府決策、媒體傳播、專家言論和他人行為等因素對公眾風險認知及行為的影響，並提出相應對策，以達到從源頭處調控公眾風險認知，防範風險行為，規避社會穩定風險的目的。
近幾年，我國的發展正處在兩難的“拉鋸”狀態。一方麵，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發展需求，核電站、化工廠、垃圾處理站等鄰避項目[2]頻頻上馬；另一方麵，此類項目所特有的風險潛在性、非自願承擔性和規避成本高等特征致使公眾產生較高的風險預期，在部分地區引發了群體性對抗行為。這種行為的可能性構成了學界日益關注的“鄰避型社會穩定風險”，也是十八大所提出“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非常重要的子類別，具體指鄰避項目在選址、修建和運營過程中，由於項目安全危機、征地拆遷、環境破壞、弱勢群體影響等方麵而產生對社會民眾影響麵大、持續時間長，容易導致較大社會衝突的不確定性。傳統對鄰避項目社會風險的考量，多著眼於技術完善或利益補償等視角，而對公眾的認知、態度、情感等主觀因素重視不夠，成為提升風險治理效果的掣肘。故本研究側重探討鄰避型社會穩定風險中，公眾風險認知對其行為選擇的影響，以及影響風險認知及行為的幾個重要致因，以便從源頭防止社會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