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芳[1]
由於城市化進程不同和中國中、東、西部的地域差異，以及人口流動背景下農村社會體受到的不同程度的衝擊，不同農村社區的發展情況必然不同，這種差異產生了不同的農村社區類型。不同的社區類型所對應的社會建設的需求是不同的，對於有關民生的社會政策需求和有關和諧穩定的社會管理需求也不盡相同。因此，農村社會管理創新，在橫向上必然需要遵循不同的社會需求而采取不同的管理體製和機製，才能達到最佳效果。而農村社會管理的創新經驗在推廣時也必須參照不同社會管理模式的邊界條件，做到有的放矢。本研究通過對農村社區類型的界定，探明不同類型農村社會管理的公共服務需求，明確不同類型農村社區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特點，發掘農村社會管理體製機製的邊界條件。
十八大報告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指出“城鄉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係建設”為農村社區社會管理提供了發展方向。在城市化背景下，農村麵臨各種利益糾紛和利益需求，農村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更需要創新。
我國有三萬多個鄉鎮、六十多萬個行政村。由於地理環境、曆史文化、經濟條件、交通狀況等具體情況千差萬別，農村社區建設也呈現複雜多樣的特點。任何一個具體的農村社區都離不開地理環境、農村人口、農業經濟、農村文化四個基本要素，這是農村社區發展的先決條件[2]。農村社區建設與管理，即在優先保證重點建設四大基本要素的基礎上，建設農村社區組織和公共設施，發展社區服務和社區保障，營造良好農村社區治安環境等。但是農村建設同時離不開兩個大的社會背景：一個是城鎮化背景；另一個是勞動力外流。正是受這兩大社會背景的影響，農村的人口、經濟、文化甚至地理環境都在發生著動態的變化，對農村建設的研究也一定是以這種動態變化為前提的。這種動態變化，使得與之配套的社區組織、公共服務、社區保障、治安等也都呈現不同的特點，而與之相應的社區建設和管理的內容和模式也在這種動態變化中各有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