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可能的皮肉之災，賊會有精神的痛苦嗎？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通常人們喜歡用一個道德化的眼光來將“賊”予以簡單的處理，而不會顧及他是否也有內心的活動，更不會細想賊的某種“不幸的處境”與“心靈的鬥爭”。也就是說，人們通常不會把“賊性”與“人性”掛起鉤來認識，而隻是誇大它們之間的對立。但俄羅斯的作家安德烈耶夫對此卻有他的理解，並且給了我們一個正麵、奇妙而且富有哲學與道德內涵的回答—他寫出了賊身上神奇而真實的、殘酷而充滿精神震撼的鬥爭，並且完成了一個精神的悲劇，一個富有啟示的寓言。
這當然或許有宗教傳統的作用，這樣的悲劇，在我們這個民族似乎不大可能會發生，因為“罪與罰”“作惡與懺悔”這樣的思維習慣與道德命題，通常不會那麽強烈地困擾一個中國人，在我們這裏，道德命題的顯現，常常是以外力介入的形式出現的，即作惡的人遭到了“報應”，而作惡者很少會主動對自己予以道德譴責，甚至予以“自決”。而擁有基督教或東正教傳統的俄羅斯人就會不太一樣，他們的文學主題中會充滿了類似的精神鬥爭與道德自罰的內容。
任何好的小說其實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寓言”，莊子說“寓言以廣”，大意是說寓言性的敘述總是有很寬闊的擬喻性。對於《賊》而言，這個寓言的擬喻性不但寬闊，而且相當幽深，堪稱一個“精神的寓言”，“賊性”的習慣與“人性”的訴求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從這點上說，他的作者已不隻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而具有了“精神分析”的意味。但這部小說是出現在19世紀的晚期，那時無論是“意識流”還是“精神分析學”都還遠未顯豁出世。所以《賊》可謂相當難得，也難怪魯迅會推崇安德烈耶夫，認為他有至為深刻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