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1971年,我在鄉下老家的小學裏讀三年級。有一天學校旁邊的場院上來了三個怪人,他們打鐵又兼說書。在鄉間的手藝人中我還從未見過如此身兼兩任的人物。白天,他們叮叮當當火星四濺,晚間則點起一盞明晃晃的汽油燈,一通亂鼓和鋼板的敲打之後,在飛蟲亂舞的光線裏,他們唾沫飛濺地開始說書。
他們說的,便是《紅岩》。但想來那是最蹩腳和混亂的說書了,三人中一個負責看場子倒水,一個敲鼓,另一個是師傅模樣的人,粗糙的大手裏敲著兩片月牙似的鋼板,拖著怪模怪樣的長腔,說的是江姐見叛徒甫誌高與雙槍老太婆。其中插入了很多並不著調的小段,說到了“女特務”的長相,江姐的旗袍,甫誌高的油分頭和小眼睛,最後說到膀大腰圓手持雙槍彈無虛發的老太婆。其間好像還穿插了對美帝和蘇修的挖苦諷刺,現在想來真是有些“後現代”或“解構主義”的意味了。
那是匱乏年代的景象,鄉村的場院裏人擠得水泄不通,不知道那口水裏出來的粗俗比喻和誇誕敘述有什麽魔力。
但這確是我童年難以抹去的一個記憶。幾年後,我得到了一本隻有半張封皮的《紅岩》,對於這本書,十二三歲的我並沒有產生太大的興趣,至少遠沒有得到《烈火金鋼》時的那種興奮。我花了很長時間也沒有將它讀完,究其原因,大概是沒有足夠的耐心看那些沉悶的人物背景交代,還有它奇怪的“陌生感”—現在想來這應該是彌足珍貴的一點,陌生是文學性的必備條件。但那時的我似乎更熱衷《烈火金鋼》一類作品,因為它更具有淺近的故事性和傳奇性。不過我對這本有些殘破的書中的插圖—大約十幾幅木刻畫,倒是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這些奇怪的插畫讓我對它產生了敬畏感,感到了它與別的書迥然不同的冷峻和硬度,以及蒼勁和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