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是一個至為奇怪的文本。在它問世將近四十年來，先是經曆了被毀禁查封、作者被逮捕判刑的驚心動魄的厄運，隨後則是被當作“與極左路線鬥爭的光輝範例”被平反昭雪廣為宣傳，隨後是在主流報紙連載、正式出版並被搬上銀幕，再隨後就是歸於平淡，銷聲匿跡，在所有的文學史敘述中都被敷衍地一帶而過，語焉不詳甚至幹脆不被提起。在當代文學史上，像這樣命運跌宕的一部小說，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說它是一個奇怪的文本，一方麵，它是一個革命時期產生的“通俗言情小說”，卻被放大成為了“反革命的政治文本”，隨後又被放大為“反對極左路線的革命文本”。另一方麵，一個從未有過特殊經驗的普通知青作者，卻寫出了一部非常“玄乎”的小說，既涉及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周恩來，又涉及至為神秘的中外核子科學家的生活，還寫出了他們之間跌宕起伏的情感糾葛。同時，意外地，它還構成了一個特殊年代裏中國人與西方文化、與強大且又妖魔化的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力量之間的某種“潛對話”，在傳達了對“帝國主義”的蔑視的同時，也隱含了對“西方”和“美國”這一至為神秘的地域符號的曲折向往。這使其中“民族主義”的和“西向開放”的複雜情愫得以混合式地存在，潛伏於上述故事之中，為我們多年以後的解讀留下了幽曲豐富的空間可能。
假如要追問上述因由，首先一點，便是它作為“傳奇文本”的基本特征。這是小說史上最為普通和常見的一種套路—因為是“傳奇”，所以許多敘述元素都是既定的：英雄、書生、美女、小人，必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須有意外和重逢，風暴或強人，最後須是由道德或正義之化身作為主導力量，使光明重現正義伸張，或有情人終成眷屬。關於這些套路，無論是曹雪芹與魯迅，還是巴赫金與普羅普，都做過十分專業和精細的論述，這裏就不再重複。我要說的是，即便在“革命”的時代，在橫掃一切傳統“四舊”“牛鬼蛇神”的時代，革命敘事中也潛藏了上述敘事的“集體無意識”，而且某種意義上還是這些東西支持了革命敘事本身的並不豐厚的“文學性”。這一點我們在前文談及《林海雪原》《紅旗譜》等小說時都已經討論過了。需要強調的是，不管是什麽性質的文學，是“封建主義”的、“革命”的或者是“反對專製”和某種“啟蒙主義”的，它們在敘述的方法方麵，實在並無多大的差異。所有的傳奇故事在敘述元素與人物構造方麵，其資源和方法幾乎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