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讀魯迅開始
我將向黑暗裏彷徨於無地。
……我獨自遠行，……隻有我被黑暗吞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
—魯迅，《野草·影的告別》
一曲狂想，一幕悲歌，一切都從這裏開始，也必將在這裏結束。
20世紀中國文學中有一個不幸的狂人家族，一個知識者的譜係，從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開始，就開始了它的繁衍。這個譜係在過去似乎已經被梳理過，但還很不夠。沒有人將他們聯係起來看，更沒有人將現實中的和文學中的知識分子看成同一個群體。因為如果不能獲得一個整體性眼光的話，將無法得出有啟示意義的結論。錢理群有個很著名的說法，叫作“哈姆萊特和堂吉訶德現象的東移”，這是西方文學史上兩個最著名的瘋子，他們後來產生了眾多的追隨者和影子，依次傳染給了東方民族的文學。而且這個傳染的過程是一個在時間中漸變、空間上慢慢“東移”的過程。以至於一位當代的作家格非幹脆就認定，“精神病是可以傳染的”—他在自己的小說《傻瓜的詩篇》中，令人震驚地、詩意而形象地詮釋了這一點。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研究文學或者研究思想史者就應該這樣。沒有精神發現的文學研究算什麽研究呢？因此這是令人鼓舞的發現。我這裏要借用這樣一個發現，來談談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這個現象是如何變遷和“移動”的。
一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魯迅的《狂人日記》，首先就是書寫了一個中國式的“多餘人”形象，一個有著久遠血緣的瘋子。這不是偶然的，曆來文學隻要寫到知識分子，寫到有點思想和獨立意誌的人物，都會不由自主地產生“異類”或間離的傾向。“狂人”之所以被視為狂人，既是誤讀，也是實情。為什麽這樣說？狂人是被庸眾惡意地“矮化”和放逐的，有獨立思想的人通常會共有這樣的一個境遇。因為他不能苟同於這社會，因而在這社會上便成了一個無用之人，一個多餘的閑人，隻有被嗤笑、放逐甚至管製的份。狂人的表征是“妄想症”和“譫妄症”，是說誑語和危言，內裏則是對規訓和規則的抗拒。他在外觀上的確很容易就會被視為精神異常者、偏執狂和病人，但魯迅卻告訴我們，這是世俗給他打上的惡毒標記，是“人群的專製”對異類的劃分和定性，並且具有在人格意義上的貶抑與侮辱意味。然而如果僅僅是這樣的一個深度，那也還不是魯迅，魯迅之不同尋常的深度在於，他同時也告訴我們：狂人自己也會真的變瘋—被社會命定的處境，會轉化為主體自我的暗示性心理與錯亂式行為邏輯，以至於成為其性格和命運。哈姆萊特就是由佯瘋到真瘋的，開始他是佯瘋，但當他選擇了混亂的邏輯和倒錯的語言之後，他就一步步走上了深淵之路，錯上加錯，他先是對自己所愛的人惡語相加，隨後又錯殺了自己未來的嶽丈，最後又和自己所愛的人的哥哥決鬥……他的每一步都是由於自己瘋狂和混亂的暗示所驅動的，這一切反過來鑄就了他的深淵性格和命運。自從奧菲麗亞死後他就真的瘋了，因為他作為一個與命運賭博的賭徒，已經輸光了。對狂人來講，他的病狀的自我體驗是源於他深刻和無助的孤獨感，孤獨轉化為了恐懼，並表現為真形一樣的病狀。當所有的人都聲稱他是一個病人的時候，當他們都用了異樣的眼光看他的時候，他自己也無法不懷疑自己是一個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