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首先挑戰的是西方流行的“現代性”理論，根據社會學家吉登斯的定義，所謂“現代性”是一種“社會生活模式和組織方式，它於十七世紀前後出現於歐洲，然後持續地發展起來，將其影響擴展到多少是世界的規模”。[21] 僅僅從時間和地域上就可以看出，現代性的生長和擴展，是與歐洲殖民主義的曆史相伴隨的，然而在討論現代性問題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把二者聯係起來。韋伯是對現代性態度最為悲觀的西方重要思想家，他沉痛地指出，現代世界所獲得的物質進步，是以官僚體製的擴張，以及這種官僚體製對個人創造性和獨立性的扼殺為代價的。但即使是韋伯，也從未有隻言片語談及西方現代性背後血腥的殖民背景。
巴巴正是從這種殖民背景出發，對西方現代性理論的兩個核心觀念提出了挑戰。一個是從啟蒙時代構建起來的“人的本體論”（ontology of man），即“把白人作為標準、規範的構架”的理論；一個是曆史的線性進步觀念。
巴巴指出，西方現代性理論中奉為“最普遍的符號”的人，從一開始就是以白人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是西方人以殖民地人民作為一種陪襯自身人性的他者，作為發展得不充分的人，甚至作為非人為背景構建起來的。但西方思想家，包括一些激進的思想家，卻仍然不願意承認這一點。福柯承認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聯係，但他卻諱言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以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殖民地現實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福柯把種族主義看做前現代知識型的產物，否認它是西方“文明與自由人道主義曆史傳統的一部分”。另一個著名學者，《想象的共同體》一書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把種族主義描繪成一種源於“現代民族”史前階段的當代意識形態，是處於曆史之外的。巴巴認為，事實恰恰相反，這種種族主義就構成現代性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他舉例說，法國大革命曾將人類之愛的頌歌高唱入雲，就在此後不久，爆發了海地反殖民大起義，起義領袖們對法國大革命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心向神往，然而轉眼之間，法國殖民者就把起義淹沒在血泊之中。巴巴歎惜說，事實給被殖民者上了“悲劇的一課”，“以革命為符號供奉起來的人類的現代性，隻是給奴隸社會古老的種族因素添加了燃料。”[22]沿襲福柯的語言，巴巴把自己的工作稱為“現代性的後殖民考古學。”當然他並不是真的把這種工作僅僅看做一種單純的曆史研究，把種族壓迫和種族歧視僅僅看做一段已經逝去的曆史，巴巴指出，當代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都承襲了伴隨著殖民主義成長起來的現代性的遺產，因此，他呼籲：“對於一個民族如此重要的現代神話，即它的權利和義務的語言，必須在不規則的、歧視性的法律以及它派定給移民，離散的少數族裔（diaspora），難民的文化地位的基礎上加以質疑。”[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