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霍米·巴巴是目前在西方學術界十分活躍、同時又引起很大爭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後殖民理論家之一。他和賽義德、斯皮瓦克一起，被並稱為後殖民批評的“三劍客”。
霍米·巴巴的理論活動大致可以1988年為界線，分為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他主要從事對殖民話語，尤其是呈現在殖民話語中的複雜心理關係的分析，他在這方麵的新穎觀點引起了學術界毀譽參半的評論，也造成了他在這一領域的廣泛影響。1988年以後，巴巴的學術視野更加廣闊，探討的問題也更宏觀，更富於時代性，在後一階段，他集中探討了當代條件下後殖民主義的文化境遇和思想策略。下麵我們就以他的思想發展為線索，對他的主要觀點加以評介，同時結合這些觀點，對後殖民理論中的某些重要問題，作一初步的探討。
在《東方學》一書中，賽義德將福柯的話語理論和葛蘭西關於“文化霸權”的思想結合起來，對西方自十八世紀發展起來的東方學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其實質是一種代表西方強權政治的殖民話語。這部著作在後殖民理論的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位西方學者曾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賽義德的《東方學》（出版於1978年）獨立開辟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殖民話語，也可以稱之為殖民話語理論或殖民話語分析的領域”。[1]
霍米·巴巴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進行殖民話語理論的研究，很明顯，他是在賽義德的啟發和影響下進入這一領域的，但他很快對賽義德的分析模式產生不滿，並提出了重要的批評和修正方案，這就是他關於殖民話語內部“矛盾性”（一譯“曖昧性”Ambivalence）的著名觀點。
其實，在《東方學》一書中，賽義德已經注意到殖民話語內部的某些複雜現象，例如他指出存在著兩種東方主義，一種他稱之為“顯在”的東方主義，它包括各種正式發表的關於東方社會、語言、文學、曆史的理論和見解。一種他稱之為“隱伏”的東方主義，它潛伏在無意識的活動中。巴巴將二者的區別概括為“在一方麵，它是一種學問，一種發現，一種實踐；而在另一方麵，它是一個夢想，一個意象，一種幻境、神話、迷戀和需要”，巴巴認為，令人遺憾的是，賽義德對這種複雜性並未深究，“賽義德拒絕對這兩種可以相互替代和矛盾的機製加以探究，它們威脅要分裂的恰好是東方主義話語本身，他遏製這種威脅的方式是在學說內部設定一種二元對立，最終卻讓它們統一於一種完整和諧的再現體係，這一體係是通過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意圖統一起來的。”[2] 巴巴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盡管賽義德也看到了東方主義話語內部存在的某些分歧，但他並不以為這種分歧足以造成殖民話語自身的分裂，甚至有意識地壓製和掩蓋這種分裂。因為在賽義德看來，無論是“顯在”還是“隱伏”的東方主義，作為一種再現係統，它們最終都為同一種殖民主義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所支配，二者並無根本的差異，它們所體現的，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對抗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