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盡管後殖民主義有著深刻的曆史根源和較為廣泛的學術基礎，但是賽義德之於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的開創性意義仍舊是無法否定的。1978年，賽義德出版了他的《東方學》一書，從此開辟了一片集中討論後殖民主義諸問題的熱土。今天，幾乎任何整體討論後殖民主義問題的著作，都會以賽義德作為真正的起點。盡管賽義德的理論存在較多爭議，但是其重要性和開創之功，應該說是舉世公認。在本文看來，這種開創性主要表現在他首先把殖民曆史的研究同西方文化的自省傳統結合起來。而冷戰結束、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曆史背景、後結構主義和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反思等學術背景則提供了這一結合的時代可能性。因此，賽義德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的開創性仍舊是其個人智慧、學術傳統和時代境遇結合下的產物。總體上看，這一結合使得賽義德能夠立足現實，從世界整體關係出發，從話語理論等角度來看待西方文化與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實踐之間的關係，從而為我們理解當代世界格局的曆史和現實提供了一張較為清晰的圖譜。
威廉斯和克裏斯曼在《殖民話語與後殖民理論》一書中曾經說到，盡管殖民主義已經成為曆史，但是西方資本的全球化帝國主義依舊大行其道。[1]正如我們導論中所說到的，這正是殖民曆史的後續形式，或者說是殖民曆史的一個全新的階段。賽義德學術思想的產生麵臨的正是這樣一個階段，一個新殖民主義的曆史情景。為什麽這種新的殖民主義形式能夠在民族國家脫殖解放之後形成？無論是黑人的文化傳統認同運動，還是英聯邦文學研究與批評，甚至法儂的殖民話語批評，都較少關注這個問題。他們主要關注的是殖民主義曆史直接的文化後果，關注這一曆史引發的諸如語言、種族歧視、自我認同等現實的問題。賽義德的工作性質之所以超越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的奠基階段，正在於他試圖從更廣泛的跨學科視野，運用新的學術思維來為這些現實處境找到更深層的原因，即不是描述“是什麽”，而是解釋“為什麽如此”。在這個問題上，維科、康拉德、福柯的話語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點都成為他重要的學術資源，為他的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提供了方法論基礎。總體來說，這一基礎就是如何把文學批評、文化批評從形式主義批評和人種學、人道主義批評的道路上糾正過來，使其回到自身的環境中，並與政治和社會實踐相結合，也就是說，使批評回到世俗性的道路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