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後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產生的曆史語境
20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從現代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的轉變、80年代末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以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存在的反民主攻勢，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理論產生的現實背景和理論背景。
1.後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產生的現實背景
20世紀中期以後，隨著原子能、微電子技術等為先導的科學技術革命的興起、舊的殖民體係的崩潰以及新的世界範圍的非殖民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福特主義為基礎的組織化生產逐漸轉向了後福特主義的彈性化生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導致了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研究範式的轉換，而後馬克思主義正是出現於資本主義經曆結構性變化的時期，是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範式轉換的一種回應。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必然導致階級結構的變化，傳統的階級結構不再是社會關係、社會認同以及政治聯盟的決定因素，它已遭到瓦解。但這既沒有像丹尼爾·貝爾所預言的那樣導致意識形態的終結，也沒有像馬爾庫塞所擔憂的那樣產生單向度的人。相反，無數新出現的鬥爭形式表明了，新的反對從屬關係的鬥爭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產生了。正如福柯所言，哪裏存在權力哪裏就有反抗。像自然資源的浪費、環境的破壞以及生產至上的惡果促成了生態環境運動的誕生一樣，反權力主義運動、反種族主義運動、女權主義、同性戀以及性權力運動等反抗資本主義的新社會運動日益興起。
新社會運動的出現必然導致反抗資本主義鬥爭的內容和形式發生變化。它使原有的社會認同，如性別、種族、環保主義者等非階級身份的認同具有了政治功能，但又不能化約到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邏輯上來理解，從而導致了政治觀念從傳統的階級、黨派權力為基礎的政治轉向了多主題、多主體的群眾抗議政治。正如凱爾納和貝斯特在《後現代理論》中指出的，“在現代宏觀政治概念中，衝突力量之間爭奪的是對紮根於經濟和國家中的中心化權力之源的控製權，而在後現代微觀政治概念中，無數的局部群體爭奪的是散布於整個社會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權力形式”。[1]“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社會鬥爭存在於更廣闊的區域範圍，它們正在開創的……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會的趨向”，[2]這無疑消解了傳統馬克思主義那種宏大政治想象的最後基礎。如密裏本德所說：“‘新社會運動’在其出現之時，便天生地帶有了對於傳統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和政黨的局限性的不滿，帶有一種在滋長著對於工人階級成為劇烈社會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