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曆史發展的動力問題是任何社會曆史理論都必須關注的問題，也是學術界討論較多的問題。曆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推動社會曆史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曆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階級鬥爭是社會曆史發展的直接動力。然而，到了20世紀末期，鑒於科學技術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後馬克思主義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重新進行了考察。他們認為，今天，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中已經不能推出工人階級必然進行階級鬥爭的結論。馬克思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的辯證法已經過時，生產力作為社會曆史發展最終決定力量的功能已經消失。後馬克思主義者紛紛開始為社會曆史發展尋找新的動力：拉克勞和墨菲認為“話語”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動力，哈貝馬斯認為技術—知識領域和道德—實踐知識領域的“學習機製”是社會進化的根本動力，詹姆遜則認為“生產模式”決定社會曆史的發展。
（一）“話語”決定一切
拉克勞和墨菲認為一個以根本性的社會轉型為目標的政治運動並不要求以物質條件為基礎，因此社會曆史的發展並不是由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基本矛盾決定的。這樣就不能把生產力的發展看做是社會曆史的發展的真正動力。
既然生產力不是社會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那麽到底什麽才是社會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呢？對此，拉克勞和墨菲給出的答案是“話語”。“話語理論”是拉克勞和墨菲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中提出的，他們認為政治不是由經濟決定的，政治也不是經濟的反映，政治是由衝突和對抗建構的，而這些衝突與對抗都是民主的話語，因此政治在本質上是由話語建構的。至於何為“話語”，他們則這樣解釋：“我們把任何建立在要素之間關係的事件稱之為鏈接，而那些要素的認同被視為鏈接實踐的結果，來自鏈接實踐的結構總體化，我們稱之為話語。”[1]話語自身既不是語言的，也不是非語言的，因此不能把它歸類於語言學。話語總是表現為言語和寫作的結合，然而話語又不僅僅是言語和寫作的結合，它同時包括了語言學和非語言學。在意義的總體性中出現的話語包含了語言與非語言的成分，而且它本身是先於兩者之間的區別而出現的。所以，拉克勞和墨菲認為，“一個對象的話語特征並非意味著去拷問其實存（existence）”，[2]隻有當這個對象與其他對象之間建立起了關係係統，並且建構這一關係係統的內在原因不是對象的物質性實質，而是社會，那麽這一關係係統就是他們所謂的話語。因此，在拉克勞和墨菲的理論視閾中，“社會是多元的，非決定性的，是由話語組成的，不存在曆史的條件、聯係和確定過程的可能性。隻有任意並列、隨機出現的偶然發生的各種事件”，[3]這些非連續的孤立的現實碎片之所以能聚集起來，依靠的是“話語邏輯”，這就是他們的話語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