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後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唯物史觀的關係而言，其思想特點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後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代表人物都運用或借鑒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些基本觀點和原理對生態問題進行分析和評判；另一方麵他們並不全部認同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而是在後現代語境下，運用存在主義、解釋學以及解構主義等現代西方哲學方法和西方民主、道德思想對唯物史觀做了解構和重構，形成自己的理論闡釋體係。
高茲的後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理論基礎是他提出的政治生態學，他強調生態學要在應對生態危機的過程中真正發揮作用，就要突破把自己作為一門環境科學或經濟學的局限性，同經濟理性決裂，探索一種生態理性。他指出：“生態學應該做的是：向我們揭示如何在物質生產的界限和縮減中，而不是在物質生產的增長中，合理地應付匱乏和疾病。合理地應付工業文明的梗阻和死結。它應證明，保護自然資源要比利用自然資源維護自然資源幹涉自然循環，更有效和更具‘生產性’”。[1]應當使生態學走向政治生態學，使其承擔抵製獨裁主義的、技術法西斯主義的使命，把生態學作為推進社會文明和政治的動力。高茲同時強調，不能簡單地把政治生態學歸於政治學，這樣會使生態學狹隘化，同時也不能把政治生態學簡單歸於生態學，這樣會誇大生態學對政治學的影響。政治生態學的獨特性在於它將“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抓住了政治學與生態學之間內在的有機聯係。這種新陳代謝既可以從自然方麵分析，將其視為支配物質過程的自然規律的結果，屬於生態學範圍；也可以從社會方麵分析，將其視為支配勞動分工和財富分配的製度化規範的結果，屬於政治學範圍，兩者的結合及其相互作用形成政治生態學領域。他還指出：政治生態學作為政治學注重對人的剝削關係的剖析，但作為政治生態學，它在更廣泛的對自然的剝奪這一背景下來剖析人的剝削關係。政治生態學不僅以對人的剝削關係的批判，而且也以對自然的盤剝的批判為出發點。高茲強調政治生態學的基本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馬克思關於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的社會理論。馬克思論述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的兩個基本範疇，即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和能量的交換——生產力範疇，以及支配人與自然新陳代謝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生產關係範疇，為政治生態學提供了基本構架。但是他同時又指出：馬克思主義不足以成為政治生態學的全部理論基礎。政治生態學除了生產力、生產關係兩個範疇之外，還引進第三個範疇，即從自然方麵支配新陳代謝的人的和非人的自然限製——自然條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2]